玛丽端起那杯已经凉透的红茶，轻轻碰了一下夏洛特的杯沿。
“那陛下，这份报告，也许需要一位懂财政的人来写。巴泽尔杰特先生能算出需要多少块砖、多少台蒸汽机，可他未必算得清这笔钱怎么筹措、怎么偿还、怎么让议会财政委员会那群老顽固点头。这个人，需要既懂财政，又懂公共卫生，还得有胆识。陛下，您觉得，谁合适？”
夏洛特愣了一下。然后她轻轻笑出声来。那笑声不高，却在这间朝向花园的小会客厅里格外清脆，像一阵穿过橡树叶子缝隙的穿堂风，凉丝丝的，让人精神一振。
“你说的是那位刚刚把大西部铁路公司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巴纳德律师？”
“正是如此。”
夏洛特靠在椅背上，端起那杯凉透的红茶，朝玛丽举了一下，算是一个没有宣之于口的决定。
“去请巴纳德先生。告诉他，伦敦需要他。”
巴纳德律师站在白金汉宫那间朝向花园的小会客厅里，脊背挺得笔直。
他的头发比几年前更白了，可那双眼睛还是亮得惊人。不是那种年轻人未经世事的亮，是那种已经看透了太多事、却仍然愿意相信有些事值得做下去的亮。夏洛特让人给他搬了一把椅子。他道了谢，坐下来，从那只旧皮包里取出厚厚一叠文件，一份一份地摊在桌上。
“陛下，班纳特小姐。这项工程的规模，在伦敦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们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统筹全局——大都会工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全权负责下水道工程从规划、筹资、招标、施工到验收的所有环节。它将独立于现有的市政机构之外，直接对议会和陛下负责。”
他把一份拟好的委员会架构草案推到夏洛特面前。
“我可以在委员会内部担任首席法律顾问，负责所有合同、土地征用和议会授权的法律事务。但财政委员这个位置，需要一位陛下信得过的人来掌管。几百万镑公债的收支，几十个工程标段的预算审核，还有未来几十年以伦敦税收作为担保的还款计划——这不仅仅是管账，是管信任。”
玛丽坐在靠窗的软椅上。她听到这里，抬起头，目光从巴纳德律师那张被岁月刻满了沟壑的脸上扫过，然后转向夏洛特。
“慈善会在乔治安娜手下运转了这么些年，每一笔捐款都有记录，每一个项目都有审计。上次霍乱期间，她负责调度东区的热水供应点和煤炭补贴，教区报上来的每一批物资都要经过她的核对。几百万镑的公债在她手里，不会少一个便士。陛下，您完全可以让乔治安娜接手更重要的事务。”
夏洛特靠在椅背上，无奈地笑了笑。那笑意里有感慨，也有一丝纵容。
“玛丽，你可真会给乔治安娜安排工作。她每次写信来，都说是你把她从一个躲在哥哥书房里不敢说话的姑娘，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现在看来，你还没打算停下来。”
“陛下，她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我只是让她看见了镜子里的自己。”
夏洛特端起茶杯，没有喝，只是在杯沿上轻轻碰了一下嘴唇，然后放下。那个动作本身就是一种默许。
巴纳德律师把财政委员那一栏的人选记了下来。然后抬起头，笔尖还悬在纸面上方。
“委员会内部的日常运转，还需要一批熟悉文书和记录工作的职员。这批职员不需要太多，但必须细心、可靠、经手过正式文件。”
玛丽几乎在他话音刚落的时候就接上了。
“我来解决。我希望这个委员会内部可以招聘一些女性员工——富勒姆女校的优秀毕业生。她们在学校里受过完整的读写、算术和科学通识教育，这几年威尔逊夫人一直在抓她们的就业推荐。现在富勒姆毕业的学生已经在出版社做校对、在科学家身边做抄写员、在铁路公司的办公室做会计。她们不会比任何男职员逊色。”
夏洛特靠在椅背上，嘴角微微上扬。那笑意里有一半是了然——她早就知道玛丽会这么干。
“玛丽虽然不是富勒姆的校长，恐怕对富勒姆女校的热爱却更胜一筹。为了那些女学生的就业，这恐怕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吧。”
“很久以前，在霍兰德庄园的聚会上，我就和戴维先生、巴贝奇先生、萨默维尔夫人说定了——他们可以推荐一些富勒姆的毕业生去他们的实验室和书房做记录员。
后来在大西部铁路股东会议上，我也提议在火车站招收更多女性担任会计和售票员。她们做得很出色。女售票员比男售票员更有耐心，乘客更乐意和她们打交道。
女会计比男会计更细心，账目上的错误少了好几成。
这些数字都是写在铁路公司的年度报告里的。既然这样能赚到钱，那些股东为什么不支持一些小小的改革？说到底，他们怕的不是女人做不好。是女人做得太好，好到让他们再也说不出‘女人不应该做这些’。”
夏洛特端起那杯已经不冒热气的红茶，朝玛丽举了一下。那动作很轻，像一个只有她们两个人之间才能读懂的暗号。
“那就让巴纳德先生把这条也写进委员会章程里。大都会工程委员会，面向所有具备资格的应征者开放职位，不限性别。”
窗外，花园里的白玫瑰正在午后的阳光下静静绽放。那些花是从克莱蒙特庄园移植过来的，如今已经在白金汉宫的土壤里扎下了根。
巴纳德律师低下头，在那份草拟的委员会章程底部又添了一行字。他的手还是很稳，笔锋也没有因为年龄而变钝。写完了，他抬起那双仍然明亮的眼睛，看着玛丽，忽然问了一句。
“班纳特小姐，债券的事——”
“十万镑。利息可以商榷。不是我捐的，是投资。伦敦的下水道，是这座城市未来几十年里最好的投资——比铁路更稳，比船厂更长久。”
她把茶杯搁在碟子上，瓷器碰着瓷器，发出一声轻而脆的响，像是某种不动声色的落槌。然后她抬起头，看着巴纳德律师，又补了一句。
“委员会成立之后，第一批施工合同招标的时候，通知我。哈蒙德船厂的蒸汽机，也可以给泵站用。”
***
大都会工程委员会正式设立的那一天，伦敦的报纸用整版刊登了这条消息。
《泰晤士报》在头版详细列出了委员会章程要点——独立于现有市政机构，直接对议会和王室负责。
以伦敦地区未来税收作为担保发行市政公债。面向全体具备资格的应征者开放职位，不限性别。
萨利兰在当天的评论栏里只写了一行字：这是伦敦第一次为自己的健康买单。
消息传开后，起初是惊讶，然后是盘算，最后是此起彼伏的议论。
人们发现，这种模式绕过了议会漫长的拨款审议——如果是完全的公共设施，就不再需要等待政府从全国税收里挤出预算，而是可以以公共设施的名义直接向市场借贷，用伦敦未来的税收慢慢偿还。
各地的市政官员们眼睛都亮了。
曼彻斯特想修自来水厂，伯明翰想扩建排水系统，利物浦想翻修码头区的公共卫生设施。但很快，这些人便发现，同样的模式在他们那里行不通。
财政部一纸公文下发到各地：未经议会批准，不得以地方税收作为担保发行市政公债。
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大都会工程委员会之所以能成立，本质上是因为议会对伦敦基础建设的吝啬被女王施压强行突破了。
历任财政大臣都把伦敦的拨款申请压在文件堆最底层，压了一年又一年，直到霍乱在东区爆发。
可如果每一个郡、每一个城市都以当地税收做抵押去借贷建设，地方债务将层层累积，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的财政收入终究会大幅度萎缩。
于是，当那些效仿的声音逐渐沉寂下去时，人们终于认识到大都会工程委员会是不一样的。
它的背后有女王的背书，有政府的支持，有那位巴纳德律师担任法律顾问，有在慈善基金管理了多年善款从不出错的乔治安娜坐镇财政。还有那位认购了十万英镑公债的班纳特小姐。
它能在融资市场上顺利推进，能从全伦敦大大小小的投资者手中筹集到那笔曾被议会财政委员会反复驳回的天文数字。
换作任何一个别的地方，没有这些人的信任，没有这些年在疫情、改革和一次次议会斗争中积累下来的公共信誉，绝无可能做到。
玛丽走进工程委员会临时设在伦敦金融城的办公室时，手里攥着一张债券凭证。凭证上印着她的名字——玛丽·班纳特，债券编号001，认购金额十万英镑。
接待她的是一位穿着深蓝色裙装的年轻姑娘。她接过凭证，核对完信息，在登记簿上找到对应的记录，然后抬起头，把羽毛笔递过来，请她在签名栏签字。
玛丽签了字。那姑娘收好文件，抬起头，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瞬，忽然开口。
“班纳特小姐——您是富勒姆女校的创始人之一，对吗？您当年和威尔逊校长一起，把靠山林那片地捐出来建了学校。我们每个学生都知道您的名字。”
玛丽没想到在这里会有人认出她。她仔细打量着眼前这位年轻姑娘——深蓝色的裙装剪裁得体，袖口和领口熨烫得整整齐齐。头发梳成简单的发髻，别着一枚小小的银发夹。看起来不到二十岁，可那双眼睛很亮，说话时直视着她，不躲不闪。
“你是怎么进来的？”
“威尔逊校长给我写了推荐信。我在报纸上看到工程委员会招聘，职位要求写得清清楚楚——不限性别。我想了又想，最后鼓足勇气来参加面试。那天来面试的人很多，大半是男士。我排在队伍里，听见旁边的人议论说，女人也来应聘这种职位。可巴纳德律师亲自面试了我。他问我懂不懂会计，我说懂。他问我能不能按时完成分配的工作，我说能。他问我怕不怕压力。我说在富勒姆女校学了这么多年，不是为了怕压力的。他就笑了，说我和你的校长一样厉害。”
她顿了顿，声音忽然轻了下来。
“我就被录取了。”
“以后还会有更多行业出现女性员工的身影。不是在报纸上呼吁，不是签名请愿书，是一份一份的推荐信，一次一次的面试，一个又一个站在队伍里不肯退回去的身影。总有一天，这种事不会再是新闻。”
那个姑娘没有说话。她只是站在那里，用一种近乎虔诚的目光看着玛丽。然后她开口了，声音有些发抖——不是紧张，是那种积攒了很久、终于有机会问出来的语气。
“您是玛丽·班纳特小姐。我原本只是富勒姆附近村庄里一个普通农民的女儿，在富勒姆上学才改变了命运。您有什么可以对我说的吗？”
玛丽想了想，笑了。窗外的阳光从云层后面透出来，落在她脸上，把那双深褐色的眼睛照得很亮。
“要相信自己，就能做到你以为很困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