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案通过后，挪威司法部立即成立了专项工作组，负责起草《人格商品化禁止法案》的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花正作为护芳盟的代表，被邀请加入了工作组。工作组的第一次会议，在司法部大楼的会议室中举行。
会议室的长桌上铺满了各种法律文献和案例资料。工作组的成员们围坐在桌旁，包括司法部的法律专家、最高法院的法官代表、检察系统的检察官代表、以及来自学术界和民间组织的代表。每个人的表情都严肃而专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正在制定的细则，将直接影响这项法律的实际执行效果。
工作组组长——司法部副部长安妮·拉尔森——首先发言，她的声音沉稳而专业：“各位，法案已经通过了。但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我们需要制定出一套清晰、可操作的实施细则，确保这项法律能够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执行。”
她翻开面前的文件，继续说：“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新设罪名的名称和定义。经过与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的沟通，我们建议将新罪名命名为‘人格尊严侵害罪’。这个名称，既体现了保护的法益——人格尊严，也明确了行为的性质——侵害。”
花正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她的目光在文件上快速扫过。“‘人格尊严侵害罪’的定义，应该包括哪些具体行为？”
安妮回答道：“根据法案的规定，我们建议将以下三类行为纳入‘人格尊严侵害罪’的范畴：第一，以营利为目的，在广告或商业推广中将女性身体部位作为商品进行展示或宣传；第二，以营利为目的，制作、传播或展示明显且严重贬低女性人格尊严的内容；第三，利用女性的身体或情感进行欺诈性·交易，造成被害人经济损失或精神损害。”
最高法院的法官代表——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名叫亨里克·贝格——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界定‘明显且严重’这个标准？这个表述仍然有一定的模糊性。”
花正接过话头，她的声音平静而清晰：“我们可以参考陈国栋法官在听证会上提出的建议，结合具体的案例来制定判定标准。比如，将女性描述为男性的附属品、将女性的价值等同于其外貌或性吸引力、将女性的身体作为物品进行估价或交易等行为，如果情节严重，就可以被认定为‘明显且严重贬低女性人格尊严’。”
亨里克沉思了片刻，然后点了点头。“这个思路可行。但我们需要在实施细则中附上具体的案例说明，以便于司法人员在实践中参考。”
另一位成员——一位来自奥斯陆大学的法学教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在这种类型的案件中，被害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很难收集到充分的证据。”
花正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了一下。“我建议，在涉及商业机构的案件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由被告方证明其行为不构成‘人格尊严侵害’。这样可以减轻被害人的举证负担，提高法律的执行效率。”
安妮点了点头。“这个建议很有价值。但我们需要在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和条件，避免被滥用。”
会议持续了整整一天，工作组的成员们逐条讨论了实施细则的每一个条款。从罪名的定义到构成要件，从举证责任到处罚标准，从受害者保护到诉讼程序，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反复的推敲和争论。当夜幕降临时，实施细则的初稿终于完成了。
花正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揉了揉太阳穴。她的脑海中还在高速运转，思考着细则中可能存在的漏洞和不足。她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的司法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