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八年春，公元1892年，张振勋五十一岁。
烟台的荒地已经买下来了，葡萄苗也种下去了。可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办一家公司，需要朝廷的批文。没有批文，地是地，苗是苗，可那瓶酒就永远只是一瓶不能合法上市的酒。
张振勋在烟台安顿好苗圃之后，乘轮船横渡渤海湾到了天津。他要去见一个人——盛宣怀。
盛宣怀时任津海关道，是李鸿章最信任的洋务干将之一。这个人办事精细，脑子转得快，而且胆子大——凡是李鸿章想办又怕办砸的事，都是盛宣怀先冲上去探路。张振勋在南洋的时候就听说过他的名字，知道他经办了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开平矿务局，是个“能办大事“的人。
张振勋在天津等了七天。
七天里他换了三家客栈，从闹市的平安客栈换到海河边上的荣华旅店，最后住进了英租界一间不起眼的二层小楼——那是张煜南替他安排的落脚处，说是“离盛大人府上近，走路一盏茶的工夫“。
可一盏茶走了七天。
老汤每天清晨出去打探消息，傍晚回来时脸上的表情从期待变成焦虑，从焦虑变成麻木。“掌柜的，盛大人今日又不在府上。门房说去衙门了，回话是'改日再来'。“他搓着手，声音压得极低，仿佛那四个字是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张振勋坐在窗前，手里翻着那本已经被翻得卷了边的《葡萄酒酿造备要》，没有抬头。他的手指顺着书页上的一行字慢慢划过去，那行字是他在托斯卡纳时记下的：“新橡木桶的香气会在头六个月最为浓烈，此后渐次减弱；故而入桶陈酿的时机选择，取决于酿酒师想赋予酒体何种层次的表达。“他看了三遍，目光是落在纸面上的，可心里算的是另一笔账——他在天津一天的开销、码头仓库的租金、等着他从南洋调过来的那批发酵罐的海运费等。每一笔都在嘀嗒嘀嗒地走，像那间候客厅里的落地钟。
第七天傍晚，他合上书，对老汤说：“明天我自己去。“
“掌柜的，门房都认得我们了，每次都说'改日'——“
“我说我自己去，不是去门房。我写封信，你送去盛府。信到了，门房会递进去的。“
他起身到桌前，研墨，铺纸，提笔顿了一顿。窗外是天津的暮色，灰蒙蒙的天底下，租界的洋楼剪影和市井的炊烟混在一处，谁也分不清谁。他低头写了很短的一段话：
“盛大人阁下：
草民张振勋，自南洋归国，欲于烟台创办葡萄酿酒公司。此事于国计民生或有微补，然凡事须经衙门允准方可施行。草民抵津七日，候于府外，未得一见。今以寸纸陈情，望大人拨冗一晤，面呈详案。若大人以为此事不可为，草民亦不纠缠，当即日南返，绝无怨言。
——张振勋 谨上“
他把墨吹干，折好，封上，递给老汤。“明天一早送去。门房要问，就说这封信事关实业，烦请盛大人亲阅。“
老汤接过信，揣进怀里，欲言又止地站了一会儿。“掌柜的，万一——“
“没有万一。“张振勋把笔搁下，擦了擦手，重新拿起那本书翻开，“该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看人家的了。“
第二天傍晚，老汤回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让张振勋放下了书。
“掌柜的，盛府来人了。说明天下午申时，盛大人在府上等您。“
张振勋点了点头，面上没什么表情，可手里那本书的书脊被他捏得微微变形。他把书放下，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海河在暮色里泛着暗淡的光，两岸的灯火正在一盏一盏地亮起来。他站了一会儿，长长地呼出一口气，那口气在微凉的空气里凝成一团白雾，然后又散了。
“备衣裳。“他说，“穿那件灰绸的唐装。不穿洋装。“
“好。“老汤应着，又补了一句，“掌柜的，盛大人是洋务派的，您穿唐装会不会太——“
“越是这样的人，越要在意这些。“张振勋转过身来，“我穿洋装去见他，他嘴上不说，心里会想——'这人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洋人？'唐装一穿，他还没看我的计划书，心里就先有了三分亲近。亲近好办事。“
第二天下午，张振勋准时到了盛府门口。
门开了。出来接他的不是门房，是一个穿着青布长衫的中年幕僚，拱手笑道：“张先生，盛大人等您多时了。请跟我来。“
张振勋跟着他穿过前院，绕过一道影壁，进了一间不大却极敞亮的书房。窗子朝南开着，午后的日光铺了满桌满地，书架上整整齐齐地码着线装书和洋装书，中英文混杂，毫无避忌。书架旁边的小几上摆着一套精致的西洋茶具——白瓷的壶、白瓷的杯，在光里泛着温润的釉色。
书桌后面坐着一个人。四十出头，面白微须，戴一副金丝眼镜，穿一件石青色的团花袍子，没有戴帽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正低头看什么文件，听见脚步声抬起头来，从眼镜上方看了张振勋一眼，然后放下笔，站了起来。
“张振勋？“
“盛大人。“张振勋躬身作揖，“草民叨扰了。“
盛宣怀摆了摆手，从书桌后绕出来，指了指窗边的小几和椅子。“坐。我这里不讲那些虚礼。你来了就好。“
张振勋坐下，把带来的公文包放在膝上。盛宣怀没有急着问正事，先亲自提起茶壶给他倒了杯茶——那茶是明前的龙井，叶子在热水里缓缓舒展开来，像一把把撑开的小伞，清香袅袅地升起来。
“先喝茶。“盛宣怀自己也倒了一杯，端起来闻了闻，“你这几天在天津住得如何？“
“还好。“张振勋端着茶杯，没有喝，“就是等得有些心焦。“
盛宣怀笑了一下。那笑容不算热络，可里头有一种“我知道你在等“的默契。“不是我不见你，是那几天实在走不开。淮军的饷银出了岔子，连着跟户部打了三天口水仗。你那份呈文我早看过了——是早就看过了，所以今天才见你。“
张振勋端着茶杯的手停了一下。他抬起头来，看着盛宣怀。“盛大人看过我的呈文了？“
“看过了。你说你要在烟台种葡萄酿酒，投三百万银元，五年不赚钱。“盛宣怀把自己的茶杯放下，靠在椅背上，金丝眼镜后面的目光带着一种审视的温度，“我看了两遍。第一遍觉得这人不正常，第二遍觉得——这人可能是对的。“
张振勋没有说话。
盛宣怀继续说道：“我在江南制造局待了十年，什么事都见过。办工厂、修铁路、开矿、造船——每一样都是洋人已经做熟了的，我们从头学起，头几年全是往里砸钱。能坚持下来的，都是有耐心的人。你这个葡萄酒，我算了一下，比造一艘兵舰还费工夫。三年挂果，五年出酒，八年才能谈品质稳定——“
他停下来，看着张振勋，目光里多了一分认真。“——可你要做成的那一天，洋人也就再也不能说'中国没有好酒'了。对不对？“
张振勋的心猛地动了一下。这句话他从未跟任何人提过——巴达维亚法国领事馆里的那一幕，他只跟老汤说过。可盛宣怀只凭一份呈文就看出来了。他放下茶杯，双手平放在膝上，迎上那道目光。
“盛大人，“他说，“我在南洋三十年，什么都做过了。船运、垦殖、矿产、银行——能挣的钱都挣了。可我心里一直有一件事放不下，就是被人看不起。我在法国领事馆里被人当面说'中国酿不出好酒'，那时候我就想，这口气我要争回来。不是为了我张振勋争，是为了所有以后喝中国酒的华人争。“
他说完这几句话，书房里安静了一会儿。窗外的风从半开的窗子里溜进来，把书桌上几张纸页吹得微微掀起一角又落下。盛宣怀没有立刻接话，只是端起茶壶，替张振勋续了水，又替自己续了水，然后把壶放下。
“你这份心，我信。“他说，“可光有心不够。你得有门路。衙门里的事，你知道的，有些东西比钱还难通。你在南洋跟洋人打交道，可跟我们自己人打交道，那是另一回事。“
张振勋点头。“我明白。“
“明天，我替你约一个人。“盛宣怀端起茶杯，却不喝，只是捧着，任由那股温热透过瓷壁传到掌心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李中堂。你那个酒厂，要免税、要专利、要在通商口岸建厂，没有他的批文，你就是把全世界的葡萄藤都搬来烟台也白搭。“
张振勋的喉结动了一下。心想，事情又回到李中堂那里了。
“盛大人，“他说，声音比方才低了一些，“李中堂那里，我该如何说话？“
盛宣怀把茶杯放下来，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李中堂这个人，不喜欢听虚的。你跟他谈情怀、谈理想、谈什么'为中国争光'，他反而烦你。你跟他谈钱，谈怎么挣洋人的钱、怎么省朝廷的银子，他才会听。你记住——他问什么，你答什么。他问钱，你答钱。他问时间，你答时间。别多说其他的。“
张振勋点头，把这句话在心里默念了一遍：“问钱答钱，问时间答时间。“
盛宣怀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天津城在午后的光景，租界的洋楼和旧城的屋顶犬牙交错，中间隔着一条海河，把两种颜色割开。“明天下午三点，我陪你去。中堂大人那里，我已经递过话了。他说——“
他转过身来，看着张振勋，嘴角微微弯了一下。
“——中堂大人说'让他来'。“
第二天下午，直隶总督府。
这是张振勋第二次见李鸿章。盛宣怀带着他从侧门进去，穿过一道回廊，直接到了后院一间偏厅。偏厅比前衙的候客厅小得多，可布置得更清雅——墙上挂着一幅字，是曾国藩的手笔：“结硬寨，打呆仗。“下面是一张老榆木的方桌，桌上一壶茶、两只杯，再无其他。
张振勋在桌前坐下，盛宣怀坐在旁边。两人都没有说话。偏厅里很静，静得能听见院墙外街巷里的喧闹声，隔了一道墙传进来，闷闷的，像在水底听岸上的人说话。张振勋把手放在膝上，掌心微微出汗。他把盛宣怀昨天的话在心里又过了一遍：“问钱答钱，问时间答时间。“
门帘一挑，李鸿章进来了。
他穿着家常的玄色绸袍，没戴官帽，头发花白却梳得齐整，每一步都走得不快，可每一步都稳。
他看了张振勋一眼，目光没有在他脸上多停留，先落在了桌面上那份关于酿酒公司专利和免税申请的奏折上。然后他在方桌对面坐下，端起茶壶给自己倒了一杯，没有给张振勋倒——盛宣怀昨天告诉过他，李中堂待客不给人倒茶，那意思是“你我之间不用客气，各喝各的“。
“这份奏折我看过了。“李鸿章开门见山，声音不高，可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你之前说要在烟台办酒厂，种葡萄，酿葡萄酒，卖到南洋和欧美去。我已经批了“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然后抬起眼来。“这次，你又要对酒厂实行免税和专利保护，免多少年？“
“十五年。“张振勋回答。
李鸿章的手停住了。他抬起头来，看着张振勋，目光里有一种“你果然跟别人不一样“的打量。“十五年。你倒不客气。“
张振勋没有接话。盛宣怀在旁边端着茶杯慢慢喝着，一副置身事外的模样，可他侧着头，耳朵是朝着这边方向的。
“免税十五年，朝廷少收一笔税。专利十五年，别人不能做跟你一样的事。这两条加起来，等于朝廷在帮你担着风险。“李鸿章把奏折合上，放回桌面，手指压在上面，“你给我一个理由，我凭什么批给你？“
偏厅里的空气凝了一瞬。门帘在风里轻轻晃了一下，光从帘缝里漏进来，在桌面上投了一道细长的影子。
张振勋张开嘴，想说“为了不让同胞再被洋人看不起“，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想起盛宣怀的叮嘱——“别多扯别的“。
“中堂大人，“他说，声音平稳，像在跟一个做生意的人算账，“南洋华人的银子，每年往国内汇多少，您比我清楚。可那些银子要么寄回了家、要么买了地，从来没有变成过'东西'——没有工厂、没有机器、没有一项能跟洋人叫板的产业。 我在南洋做了三十年，攒了一些钱，也攒了一些本事。如今我把钱和本事都带回来，在烟台的荒地上建一个从来没人做过的东西。这个生意成了，朝廷不花一分钱，得一个能跟洋酒比肩的中国字号；这个生意败了，是我张振勋一个人的败，银子烧完了我回南洋，不欠朝廷一个铜板。华人的钱，花在华人的地上，做华人的实业。这路要是走通了，后面跟着走的人就多了“
他顿了顿，看着李鸿章的眼睛。
“免税和专利，不是朝廷给我的恩惠，是朝廷给我的一根绳子。没有这根绳子，我爬不上去。有了它，我爬上去之后，绳子还是朝廷的。“
李鸿章坐在那里，很久没有动。
偏厅里很静。静得能听见院墙外传来的一声吆喝——大概是卖糖葫芦的，拖着长长的尾音从巷口经过，然后又远了。阳光从门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桌面上慢慢移动了半寸。
李鸿章伸手拿起那份奏折，提笔在上面的空白处写了几行字。他没有用大印，没有用公函，只是签了自己的名字，然后递了回来。
“免税十五年。专利十五年。地方官协助办理。“他把笔搁下，端起茶杯，这一次终于喝了一口，“去吧。把酒酿出来。“
张振勋接过那份奏折，看见末页上“李鸿章“三个字，笔力苍劲，墨色饱满。他站起来，躬身作了一揖，额头几乎触到膝盖，停了足足三息才直起身来。
“谢中堂。“
李鸿章已经端起了茶碗——那是送客的意思。张振勋后退了两步，转身走出偏厅。盛宣怀跟在他身后，两人一前一后穿过回廊，走过影壁，重新到了侧门外面的巷子里。
张振勋站在巷子里，晚春的风吹过来，带着院子里丁香花的甜香。他把那份签了字的奏折展开，又看了一遍那三个字，然后折好，放进内袋。
盛宣怀站在旁边，看了他一眼，笑了一下：“怎么样？“
张振勋呼出一口长气，那口气像是从胸腔最深处被挤出来的，带着三十年的重量。他抬起头来，看着天津灰蓝色的天空，看见两只燕子从檐下掠过，尾巴剪开午后的光，朝着北方飞去了。
“盛大人，“他说，“今天这杯茶，我记一辈子。“
盛宣怀摆了摆手。“别记我。记那片地。记那些藤。“他拍了拍张振勋的肩膀，转身朝总督府的侧门走了回去，“去吧。把酒酿出来，比什么都强。 “
张振勋站在巷子里。阳光从胡同窄窄的天幕上落下来，把他的人影投在青石板地上，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巷口那片亮堂堂的光里去。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掌心里有薄薄的汗，指节微微泛白。可口袋里那“免税十五年。专利十五年”是稳当的。
他转过身，朝着天津码头的方向走去。步子比来的时候轻了一些，像是肩上那块压了很久的石头，被挪开了半寸。
当天夜里，张振勋在旅店房间里写了一封信。
信是写给巴达维亚的裕和行总账房的，开头就一句话：“事已妥。批文到手，免税十五年，专利十五年。即刻启动第三批资金调拨，五月之前，所有设备必须装船。我拟订的第一批橡木桶已从意大利起运，约莫八月能到上海。你那边，把第一批人员安排好，朱月芝若得闲，让她来一趟烟台，我需她替我管账。“
写完他把信折好，封口，交给老汤连夜送去码头邮轮。
然后他走到窗前，推开窗。天津的夜风灌进来，带着海河的潮气和远处火车站隐约的汽笛声。天上没有月亮，可星星很亮，密密地铺了一穹顶，像谁把一把碎银子撒在了黑绒布上。他看了很久的星星，忽然想起三十一年前在巴达维亚码头上看过的夜空——那时候他也是这样仰着头，那时候天上也有星星，可他不认识那些星，不知道哪一颗在哪个方位。如今他知道了，他知道烟台在东边，波尔多在西边，他知道哪片山坡朝南、哪片海有风从北面来，他知道一根葡萄藤要在什么样的土里才能活过第一个冬天。
他认识路了。
他关上窗，回到桌前，铺开一张新的白纸。这一次他写了一封短得多的信，收信人是施密特——那个在莱茵高山坡上蹲着剪了二十年枝的德国农夫。
“施密特先生：
你的雷司令枝条已种入了烟台的土里。东海岸的山坡朝南，砂质土含石灰，海风从南面来，冬天比多瑙河岸温和。它们活得好，正在生新根。中国的行程已为你安排，期望很快可以见面。
——你的中国朋友 张“
他把信装好，贴上邮票，搁在桌角。然后他吹了灯，在黑暗中躺下来，闭上眼睛。那片烟台的海和长满葡萄藤的山坡在他心里慢慢地铺展开来，像一幅正在着色的长卷，从海岸线到山脊，从山脊到坡顶，从坡顶到他插下去的那根枝条——枝条正安静地长着，在看不见的泥土底下，一寸一寸地往深处扎。
他在那片山坡上沉沉睡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