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支那阵亡人员安葬仪式结束后，加迈、孟拱的新22师和新38师也都开拔过来集中休整。
那些从孟拱河谷一路打过来的士兵，穿着还算完整的草绿色军装，踩着齐整的步子进入城区。他们的军靴踏在尚未清理干净的街道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与这片废墟形成一种奇异的对比。新22师的士兵们脸上还带着胡康谷地丛林战的黝黑，新38师的旗帜上则绣着“鹰扬“二字——那是孙立人在兰姆伽亲自选定的师训。他们与刚刚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密支那守军擦肩而过，彼此对视，没有欢呼，只有一种沉默的、老兵之间的致意。一方是刚从地狱里出来，另一方是准备去下一个地狱。
史迪威虽还没回来，但让柏特诺把沙杜渣的前进指挥总部也转移到密支那。
柏特诺的吉普车碾过西机场的跑道，在弹坑间颠簸前行。他看着窗外那些正在扩建的工兵营地，看着堆积如山的弹药箱和油料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密支那已经不再是前线，它变成了后方，变成了跳板，变成了史迪威向华盛顿邀功的筹码。但对于那些还留在这里的人来说，它依然是一座巨大的坟场。
这些天除了参加葬礼，布林德一直都在佛塔内没出去。
那座被杨希真和他征用做起居的缅甸小佛塔，如今成了他的避难所。他坐在弹药箱搭成的桌前，桌上堆满了战报、伤亡名册、装备损耗清单和地图。汽灯在头顶发出滋滋的声响，将他的影子投射在斑驳的墙壁上，像一头困兽。他不出去，不是因为懒惰，是因为现在不光其他人看他眼神不对，那些中国士兵、美国兵、甚至缅甸民夫，都在背后指指点点，说那个“放走鬼子“的美国军官是个懦夫、叛徒、亲日派，有个更私人的原因：外甥托尼也不想和他说话，甚至干脆回避和他见面。
南雪伊沃之死让托尼难以释怀。
这个大男孩在葬礼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
他不再吹号，不再笑，不再提起圣何塞的夕阳。他把自己关在野战医院的一顶帐篷里，守着南雪伊沃留下的那几件遗物——一条蓝色的筒裙，一把木梳，还有那枚他始终没敢戴上的翡翠叶。布林德曾试图去看他，推开帐篷帘子的那一刻，托尼抬起头，眼神陌生得像在看一个敌人。
“是你放走了他们，“托尼的声音嘶哑而平静，不是质问，是陈述，“你放走了杀她的人。“
布林德张了张嘴，想解释那是战略，是为了更大的胜利，是为了减少无谓的牺牲。但托尼已经转过头去，背对着他，肩膀绷成一条坚硬的线。那道背影比任何咒骂都更锋利，像一堵无法逾越的墙。
他无法理解舅舅那样做的目的，更不想听他解释。
最后放走那些残余日军的安排虽然郑洞国和韦瑟尔斯替他做了辩解，郑洞国在军部会议上说“围师必阙，自古兵法“，韦瑟尔斯在美军内部报告中写“减少联军伤亡，加速战役结束“——但布林德还是全揽在自己身上。他在报告里明确写道：“释放日军残部的决定，由本人单独提出并承担全部责任。“一时之间，这事也让他成为众矢之的，日军穷寇，原本可以一网打尽，让大家得个痛快，但却被叫停，任谁都无法理解其中好歹。
杨希真这会甩了甩抄得有些发麻的手，告诉布林德人员伤亡总表复核统计完成。他的手指因为连续数日的抄写而肿胀，指节处磨出了茧子，右手中指上沾着墨水，已经洗不干净。那些数字不是写在纸上，是刻在他的神经末梢上——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曾经会呼吸、会笑、会想家的人。
“从穿越库芒山开始，“杨希真展开那份厚厚的名册，声音低沉而清晰，“整个密支那战役，中方投入3个师7个团，共16000余人。阵亡2414人，伤病等减员3372人。“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名册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汉字上：“湖南长沙 李贵 上士“、“四川成都 张仁义 一等兵“、“云南昆明 王忠明 少尉“……每一个名字都像一颗沙粒，被战争这个巨大的魔掌洒落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
“美军参战人员，“杨希真翻到另一页，“连劫掠者、廓尔喀人和补充的两个工兵营在内，总共2600余人。按你给的...新规去计算，上阵亡名单的只有272人，其余1935人属于伤病退出战场或各种非战斗性死亡减员。“
他说“新规“时，语气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讽刺。那是布林德坚持的统计方式——在美军标准里，只有当场阵亡才算阵亡，病死的、伤重不治的、失踪的，都被归入“非战斗减员“。但杨希真知道，对那些死在野战医院里、因为缺药而伤口溃烂的士兵来说，死亡没有“战斗“与“非战斗“的区别。
“战果方面，“杨希真继续道，声音变得更加冷硬，“根据俘虏的日军交待，密支那原守备军加上前后增援兵员，总共4200余人。其中2400人被击毙，还有1000余人属于自杀或因伤得不到医治死亡。算来...最后放走大概800人左右。“
他说“放走“两个字时，目光从名册上移开，看向布林德。那眼神里没有指责，只有一种深沉的、难以言喻的复杂。那800个被放走的日本人，是布林德用肩膀扛下的骂名，也是他用理性换来的、无法向任何人解释的、只有在未来才知道价值的东西——时间。
其他车辆、战机和武器弹药损耗表，中美士兵各自表现和实战差异，中国士兵对新式武器掌握使用情况，对整个作战过程指挥体系的调整反馈，以及日本人采取的抵抗战术和防御工事强度等，杨希真都一一整理妥帖。他拿出一个牛皮纸袋，用毛笔端端正正写上“密支那战记“四个字，交给布林德。
纸袋很沉，里面装的不仅是纸张，是两千多条人命的分量。
这次围城战斗，劫掠者们的表现也给杨希真留下深刻印象。他在附记中誊录下自己的观察：
“美军士兵熟练掌握各式武器，文化水准较高，但实战中明显表现出过于依赖装备本身。一旦无法从火力上取得优势，遇到挫折和敌人坚固防御，就很难有效推进。其单兵战术素养虽佳，但缺乏中国士兵那种在绝境中掘壕一寸、寸土必争的韧性。再有，劫掠者们在恶劣自然条件下的耐受度和适应能力，明显不如中国士兵甚至日军。雨季泥沼、瘴气疟疾、饥饿疲惫，对美军士气的打击远大于对中方部队。此皆为实战中显现之短板，附于战法之后，以供后人参鉴。“
杨希真写这段话时，笔尖在纸上停顿了很久。他想起亨特在误炸后那张绝望的脸，想起那些因为水土不服而腹泻倒下的美国兵，想起中国士兵在没膝泥水中挖掘战壕时沉默的坚韧。他不是作贬低，是客观的记录，这场战争中，每一种军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而密支那的血，教会了他们如何互补。
透过这些数据，杨希真见识到就算是刚刚换装过的中国士兵，一旦熟练掌握那些现代化的武器，在艰苦异常的攻坚战中起到的作用也强于美军。就算将来不得不采取布林德所说的那种作战模式，那种以东方战场的牺牲换取战略时间的冷酷模式，他相信再也不会像抗战初期对阵日本人时那样糟糕。中国士兵已经证明了，他们不仅能打，还能在血火中学会最先进的战争方式。
统计工作全部结束后，布林德把美军伤亡表抄送了一份给联军指挥部存档，再花了大半天时间，把复核后的完整报告上报给曼工区。
那份报告通过加密电报和驼峰航线的信使，跨越印度洋和大西洋，最终抵达华盛顿郊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临时办公楼，那里是曼哈顿工程区的行政中枢之一。布林德在报告末尾附了一段简短的说明，没有提及铀矿石，没有提及核计划，只用了一句隐晦的话：“密支那任务已完成，目标区域时间窗口已打开。“
曼工区前天传来讯息：继塞班岛之后，天宁岛花了一周时间于8月1日也被攻下。数万海军工兵正在抓紧拓宽两座岛上的跑道，以满足B-29轰炸机起降。跟着，超级空中堡垒群就将陆续转移过来，为下一步任务做准备。
布林德收到这封电报时，正坐在佛塔的门槛上，望着远处西机场跑道上起降的运输机。他反复读了那封电报三遍，然后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像要把肺里积压了两个月的浊气全部排空。至此，他压抑许久的心情才放松下来。
天宁岛。
那是B-29的跳板，是覆盖日本本土的基地，是曼哈顿计划的最终投送平台。密支那的鲜血没有白流，它拖延了日军在缅甸的顽抗，确保了中印公路的打通，更在战略上牵制了日军无法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南下太平洋。而现在，天宁岛拿下了，B-29要来了，那个在洛斯阿拉莫斯沙漠里正在成形的“太阳“，终于有了可以安置的臂膀。
接下来，布林德很想去西机场那边找下一直不肯理会他的外甥，看看托尼状况有没好转。
他站起身，拍了拍军裤上的灰尘，将那封来自曼工区的电报折好，揣进胸前的口袋。那是他唯一能向外甥展示的“解释“——不是用语言，是用这份电报证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快结束这场战争，为了让南雪伊沃的死，成为最后一批无谓的牺牲。
但杨希真拦住了他。
“再等等吧，“杨希真站在佛塔门口，背对着阳光，面容隐在阴影里，声音低沉而温和，“小伙子第一次遇到情感打击，和父亲去世不同，这不一样。给他些时间，自己能恢复的。有些痛苦，经历之后，他才会更成熟“
布林德停下脚步，手还搭在门框上。他回头看了杨希真一眼，在那双同样经历过失去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过来人的悲悯。杨希真说得对，托尼失去的不仅是一个女孩，是他在战争地狱里唯一抓住的一束光。那束光灭了，他需要时间在黑暗中重新学会呼吸。
布林德缓缓放下手，退回到佛塔内。阳光从门口斜斜的穿过来，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延伸到那座被帆布半掩的佛像脚下。他重新坐下，打开那份“密支那战记“，开始逐页核对那些他早已烂熟于心的数字。
而在西机场墓地一个角落里，一个人影在长久静坐。
是托尼。
他在南雪伊沃的墓前又坐了一上午，手里攥着那枚翡翠叶，对着墓碑喃喃自语。
雨水刚刚停歇，墓碑上的水珠在阳光下闪烁，像无数双不肯闭上的眼睛。
佛塔内，汽灯继续燃烧，发出滋滋的声响，像某种古老的计时器，在计算着从密支那到天宁岛、从血火到烈焰、从生离到死别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