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年六月十二，唐继尧的调令下来了。
不是商量，是命令。措辞倒是客气——“着令护国军叙州守备旅即日移防滇北，归建滇军序列，所部官兵一体遵照，不得延误。”盖的是云南督军府的大印，红艳艳的，像一口啐在纸上的血。
沈砚之把调令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然后搁在桌上，对送公文的滇军副官说：“回去告诉唐都督，就说沈某遵命。”
副官走后，程振邦从里屋出来，脸上写满了不服气：“就这么认了？”
“谁说认了？”沈砚之拿起桌上的毛笔，在一张空白的公文纸上写了几个字，递给程振邦，“你带一个营，今晚出发，按这个路线走。”
程振邦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的是：叙州——横江——盐津——老鸦滩。
“这不是去滇北的路。”
“对。”沈砚之站起身，走到墙上挂着的地图前，手指在叙州和昭通之间画了一条线，“滇军要我走的是这条路——叙州到昭通，官道，好走，沿途都是唐继尧的防区。我要是走这条路，不出三天，部队就会被滇军分割包围，然后一口一口吃掉。”
他的手指往右移了三寸，停在另一条线上：“我要走的是这条路——叙州往南，过横江，进盐津，到老鸦滩。这条路难走，但沿途是三省交界的三不管地带，滇军的手伸不过来。”
“然后呢？”
“然后在老鸦滩扎下根。”沈砚之转过身，目光沉静，“那里有铜矿，有盐井，有山林。咱们在那里屯田练兵，自给自足，谁的脸色都不用看。”
程振邦盯着地图上那个不起眼的小黑点，忽然咧嘴笑了：“你这是抗命。”
“不。我只是走了一条不同的路。调令上说‘即日移防滇北’，盐津也在滇北。他没有规定我必须走哪条路。”沈砚之从桌上拿起那张调令，折好，装进信封，递给门口站着的传令兵，“把这封信送到昭通，就说我军已于六月十二日启程移防，预计十日后抵达指定地点。”
传令兵应声而去。
程振邦压低声音问：“十天？”
“从叙州到老鸦滩，走山路正好十天。”沈砚之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近乎狡猾的笑容，“等他发现我没去昭通，我已经在老鸦滩把营寨扎好了。到时候他要么派兵来打——那正合我意，山地作战，我的部队比他熟；要么他捏着鼻子认了——横竖我的编制还在护国军名下，名义上归他管，他不至于为了一个盐津跟我翻脸。”
程振邦琢磨了一会儿，一拍大腿：“行！就这么干！”
---
移防的事瞒不过手下的人。
当天晚上，各营营长聚集在指挥所，沈砚之把计划摊开来讲了。讲完之后，屋里沉默了很久。
最先开口的是二营营长方大彪，山东人，从山海关时代就当连长，一路打到现在，浑身伤疤比岁数还多。他闷声闷气地说：“旅长，弟兄们跟你打了五年仗，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有一条——咱们去了老鸦滩，吃什么？”
“老鸦滩有盐井，有铜矿，有山货。”沈砚之掰着指头算，“盐可以换粮食，铜可以卖钱，山货能换布匹和弹药。周围有几千亩荒地，咱们可以屯田。头一年苦一点，第二年就能吃饱饭。”
“那滇军那边呢？”三营营长顾长林是个精细人，凡事都要算账，“唐继尧现在是-西-南-王，他要是掐断咱们的补给线，咱们就成了一支孤军。”
“咱们早就是孤军了。”沈砚之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根针扎进了每个人心里，“从山海关出来那天起，咱们就是孤军。南京政府没给过咱们一粒子弹，护国军也没发过咱们一文饷。这些年咱们吃的穿的用的，哪一样不是自己挣来的？”
没人接话。墙角的炭火盆噼啪作响，火星子溅出来，落在青砖地上，很快熄了。
沈砚之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着的那面军旗前。旗子已经褪色了，边角被弹片削去一块，上面用朱砂写着“光复”两个字，是当年在山海关起义时他亲手写的。
“这面旗跟了咱们五年。五次被打散，五次重新竖起来。”他的手指摩挲着旗面上的弹孔，“山海关的时候，咱们有三千人，现在还剩八百。但我告诉你们，这八百人是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是种子。只要种子还在，队伍就能再长出来。”
方大彪第一个站起来：“旅长，别说了。你指哪儿打哪儿。”
顾长林叹了口气，也站了起来：“我去算算辎重，看看能带走多少。”
---
六月十三，鸡叫头遍，部队就开始收拾行装。
沈砚之站在叙州城门口，看着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从街巷里汇集过来。八百人，三百条枪，十二匹驮马，三辆破旧的辎重大车。士兵们穿着打了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上是磨破了底的布鞋，但每一个人走过来的时候，腰杆都是直的。
这是他在五年血战里淘出来的金子。
程振邦骑在马上，沿着队伍来回巡视，不时弯腰跟某个老兵说句话。他昨晚带先遣队摸黑出发，走了一夜山路，天亮才回来，眼圈发黑，但精神头很足。
“横江那边的情况摸清了。”他勒住马，对沈砚之说，“滇军在横江镇有一个排，平时住在镇上，晚上喝酒赌钱，防备稀松。我让人放了话，说护国军奉命移防，要从镇上经过，让他们把路让开。”
“他们怎么说？”
“排长亲自跑到镇口迎接，还说要请咱们喝酒。”程振邦嗤笑一声，“这帮孙子，在北洋军面前软得像面条，在自己人面前倒是会来事。”
沈砚之点了点头：“别节外生枝，从镇外绕过去。”
队伍开始向城外移动。叙州城的老百姓三三两两站在路旁，有人往士兵手里塞馒头，有人把煮熟的鸡蛋往当兵的口袋里装。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拉住一个年轻士兵的手，抹着眼泪说：“娃儿，打完仗就回来，啊。”
年轻士兵红着眼眶点了点头，快步跟上队伍，走出去老远才敢回头看一眼。
沈砚之最后一个离开叙州城。他骑在马上，回头看了一眼城门楼子上那面残破的护国军旗帜，然后勒转马头，催马追上了队伍。
---
从叙州到盐津，直线距离不过百来里路，但走山路要绕出两倍。
头三天还有羊肠小道可走，到了第四天，路就没了，全得靠向导在前面用砍刀开路。六月天的川南，又闷又热，林子里密不透风，蚊虫像一团团黑雾一样追着人咬。士兵们脱了上衣，把军装顶在头上，肩膀和后背被荆棘划得全是血道子，汗水一浸，火烧火燎地疼。
方大彪走在队伍最前面，一手拎着大砍刀，一手拽着向导的肩膀，嘴里骂骂咧咧：“这他娘的什么鸟路？连兔子都不钻！”
向导是个瘦小的川南老汉，缩着脖子嘿嘿笑：“长官，这条路三十年前就没人走了。要不是我年轻时在山里采过药，我也找不到。”
“三十年前你多大？”
“十九。”
方大彪愣了一瞬，回头看了看老汉那张沟壑纵横的脸，咽了口唾沫：“那你今年四十九？”
“四十九。”老汉咧嘴一笑，露出两颗焦黄的牙。
方大彪不骂了，闷头继续砍路。他今年四十二，跟这老汉差不多年纪，可他觉得自己老了——不是身体老，是心里老。打了五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有时候半夜醒来，他还以为自己还躺在山海关的兵营里，窗外的海风把军旗吹得猎猎作响。
那时候他才三十七岁，沈砚之比他还小五岁。他们俩站在山海关的城墙上，看着关外茫茫的雪原，沈砚之说：“大彪，总有一天，咱们会回来。”
后来他们再也没回去过。
---
第六天傍晚，队伍翻过了最后一道山梁。
沈砚之勒住马，站在山脊上往下望。夕阳正沉进云层里，把整片山谷染成了暗红色。一条银亮的溪水从山谷中间穿过，两岸是层层叠叠的梯田，田里的稻子黄了一半，被山风吹得翻起一层层金浪。溪水上游，两座黑黢黢的山头并排而立，山腰上散布着几排矿洞，洞口堆着灰白色的矿渣，远远看去像两座雪堆。矿洞下方的山坳里，几十间土坯房挨挨挤挤地凑成一个小镇，炊烟袅袅地升起来，融进了暮色里。
“那就是老鸦滩。”老马从后面赶上来，指着那片山谷说，“两个山头，左边那个叫乌鸦山，右边那个叫老鹰岩。中间那条溪叫白水溪，水是从雪山上化下来的，终年不断。盐井在白水溪上游，铜矿在乌鸦山和老鹰岩的山腰上。”
沈砚之没说话，只是骑在马上静静地看着。山风从谷底翻上来，吹动他的衣角，带着溪水的凉意和草木的青涩味。夕阳落得很快，山谷里的光线一层一层暗下去，远处山坳里的灯火一颗一颗亮起来。
“老马。”
“在。”
“你看这像不像山海关？”
老马愣了一下，顺着沈砚之的目光往前看。山海关？那地方一马平川，北边是燕山余脉，南边是渤海湾，跟眼前这片层层叠叠的川南山地哪有半点相似？
但他跟了沈砚之五年，知道沈砚之说的不是风景。
“有点像。”老马点了点头，“都他娘的是个窝。”
沈砚之笑了一下，很淡，像山风掠过水面时泛起的那一圈涟漪。他催马下山，马蹄踏碎了山脊上的碎石，沙沙地往山下滚。
---
部队进镇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老鸦滩的镇子比想象中更破败。说是镇，其实就是沿着白水溪两岸搭起来的几十间土坯房，唯一的石板路只有百来步长，两边是几间歪歪斜斜的铺子——一间杂货铺、一间酒坊、一间铁匠铺、一间棺材店。铁匠铺的炉火还没熄，橘红色的光从门缝里漏出来，叮叮当当的锤声在夜色里传出老远。
镇上的人早就跑光了，只剩下几个胆子大的躲在溪对岸的树林里张望。杨三刀的人提前一天到了，挨家挨户敲门，说沈旅长的部队要来驻扎，不抢粮不抓丁不扰民，让大家别怕。
但老百姓还是怕。这些年，路过的队伍太多了——滇军、川军、北洋军、土匪、溃兵，哪一支路过了不是抢？区别不过是抢多抢少、抢完杀不杀。
沈砚之翻身下马，把缰绳扔给勤务兵，对程振邦说：“传令下去，各营按指定区域宿营，不许进民宅，不许动百姓一草一木。哨兵设双岗，天亮前谁也不许喝酒。”
程振邦转身去传令。沈砚之沿着石板路往前走，走到溪边一棵歪脖子柳树下面，站住了。月光落在溪水上，碎成一地银片。上游传来盐井辘轳吱嘎吱嘎的声响，那是杨三刀的人在连夜检修盐井。
“旅长。”身后传来方大彪的声音，闷得像一面破鼓，“弟兄们都安顿好了，在溪边搭了窝棚。就是吃的——带的干粮只够撑三天了。”
沈砚之转过身：“明天一早，打开盐井。老马已经联系了宜宾的盐商，第一批盐三天后运出去，换粮食回来。”
“盐井的产量——”
“够。”沈砚之打断他，声音不高，但很笃定，“我问过周知县，这口井虽然荒了两年，但盐脉没断，清理一下就能出卤。一天出两百斤盐不成问题。”
方大彪不吭声了。他不太懂盐井的事，但他信沈砚之。这些年沈砚之说的话，没有一样没兑现过。
夜渐渐深了。溪边的窝棚里亮起星星点点的火堆，士兵们围着火堆烤干粮、补衣服、磨刺刀。有人低低地哼起了小调，是北方的小调，苍凉的调子在川南的夜色里飘荡，像一片落叶被风卷进了异乡的山谷里，怎么也落不了地。
沈砚之在溪边站了很久。月亮升到半空的时候，他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借着月光又看了一遍。
砚之兄如晤：沪上新近成立一团体，旨在研究俄国革命之经验。有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想请你来沪一叙。
这封信他已经看了不下二十遍。每一次都在“俄国革命之经验”这几个字上停很久。
俄国革命。那是去年冬天的事。消息传来的时候，他正带兵从川南的山沟里钻出来，身上是泥，枪管是烫的，满脑子想的是怎么突破北洋军的下一道防线。俄国的事听起来太远了，远得像另一个世界的故事。
但现在，仗暂时打完了，他带着八百人在这个叫老鸦滩的山沟里落了脚，反倒有时间去想那些遥远的事了。
陈仲甫在信里说的那些话，他半懂不懂。什么“劳工阶级”、什么“根本性变革”、什么“社会改造”——这些词他以前没听过，或者说，听过，但没往心里去。他从小读的是四书五经，后来进了保定军校学的是步炮协同和攻防战术，再后来就是打仗，一年又一年地打仗，打完清军打袁军，打完袁军打北洋军，打完北洋军——他忽然发现，敌人越打越多，世道越打越乱。
他打倒了清廷，袁世凯篡了位；他打倒了袁世凯，北洋军阀分了家。每一次他以为革命成功了，胜利的果实就从手指缝里溜走，烂在别人手里。
是不是哪里出了错？
这个问题他想了很久，一直没想通。
“想什么呢？”程振邦从后面走过来，手里拎着两碗热茶，递了一碗给他。
沈砚之把信折好，塞回怀里，接过茶碗喝了一口。茶是当地的山茶，又苦又涩，但解渴。
“在想以后的事。”
“以后什么事？”
“咱们打赢了袁大头，世道变了吗？”
程振邦愣了一下，端着茶碗想了半天，老老实实地说：“没变。富的还是富，穷的还是穷。当官的照样当官，老百姓照样饿肚子。”
“所以咱们还得接着打。”沈砚之把茶碗里的剩茶泼进溪水里，“但不是像以前那样打。”
“那怎么打？”
沈砚之没有回答。他抬头看着老鸦滩上空那轮明月，月光把两座山头染成了银灰色，把溪水染成了一匹白练，把那些窝棚里的火堆染成了一地碎金。
“先扎根。把根扎稳了，才能往上长。”他把空茶碗还给程振邦，“明天开始，兵分三路。你带一队人去清理铜矿，方大彪带一队人修盐井，老马带一队人勘察周边的荒地，画出可耕种的地块来。两个月之内，我要让这八百人吃饱饭。”
“是。”程振邦行了个军礼，转身要走，又被沈砚之叫住了。
“还有一件事。你派人去宜宾，打听一下有没有书局卖新书的。什么《新青年》杂志、俄国人的书，只要是新的，都给我买回来。”
程振邦疑惑地看着他：“你要看书？”
“我要找答案。”沈砚之说完，转过身朝自己的窝棚走去。
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拖到白水溪的水面上，随着水波一摇一晃。程振邦站在原地，看着那个瘦削的背影消失在窝棚的阴影里，嘴里嘟囔了一句：“找答案？什么答案？”
他不懂沈砚之在想什么。但他信沈砚之。五年前在山海关，就是这个比他小几岁的年轻人站在城墙上，面对关外铺天盖地的清军铁骑，说了一句“跟我走”。他就跟着走了，一路走到现在。
以后还会接着走。
不管往哪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