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步兵每人每年的总开支（包括军饷、给养和军服）为十八银卢布，俄罗斯步兵为三十二卢布，奥地利五十三卢布，普鲁士六十卢布，法国八十五卢布，而每个英国步兵每年总开支达一百三十四卢布。」
俄罗斯外交官和地质学家彼得·奇哈乔夫1849年在俄罗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工作时分析各国士兵开支问题。
当时间来到1853年的下半年，俄罗斯的军队已经正式跨过普鲁特河，进入摩尔达维亚，然後便开始准备迎接战争的爆发。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後勤不可靠，俄罗斯军队必须靠自己生存。例如政府虽然提供材料，但是每个团都要自己负责制作军服和靴子。团里不仅有裁缝和鞋匠、理发师、面包师、铁匠、木匠，还有金属工、木工、油漆工、歌手和乐队，所有人都把自己的乡村手艺带到了军队里。
如果没有这些农民的技艺，不要说打仗了，仅仅维持一支军队都不可能。每个俄军士兵在上战场时都要依靠他作为农民的知识记忆和生存能力而活。他们会在背包里自带绷带，受伤之後可以自救。
他们在露天睡觉的能力很强，会找树枝叶片、草垛、农作物为自己遮风挡雨，有时甚至会在地上挖洞把自己埋起来睡觉。这一技巧非常重要，保证了整支部队在行军时可以不用携带帐篷。
严格来说，尽管这一时期欧洲各国的军事後勤普遍腐败不堪，但俄罗斯军队的後勤腐败程度绝对是这其中数一数二的————
当俄罗斯军队进入摩尔达维亚之後，土耳其政府命令鲁米利亚军指挥官奥马尔帕夏加强多瑙河沿岸土耳其要塞，做好防守准备。
同时高门从奥斯曼帝国属地埃及和突尼西亚徵调部队，到8月中旬，已有两万名埃及士兵、八千名突尼西亚士兵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安营紮寨，准备前往多瑙河沿岸要塞增援。一名英国大使馆官员在写给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利夫勳爵夫人的信中对此进行了描述：「可惜您看不到特拉比亚边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到处都是战舰。在海峡对岸的高地上，是埃及军队的绿色帐篷。君士坦丁堡仿佛倒退了五十年，街上挤满了来自边远省份、
准备与俄国人一战的奇异人物。头巾、长矛、锤子、战斧，在拥挤的窄巷里叮当作响，他们很快统统被送到舒姆拉的营地，恢复了我们平静的生活。」
土耳其军队的人员构成相当复杂，由来自各个民族的士兵组成，包括阿拉伯人、库德人、鞑靼人、埃及人、突尼西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等，其中许多人要麽对土耳其政府抱有敌意，要麽听不懂土耳其人或是欧洲军官的指挥。
这些士兵中最奇特的是来自北非、中亚和安纳托里亚，被称为巴什波祖克的黑人骑兵。他们离开自己的部落，二三十人一组，年龄和装束各异，来到土耳其首都参加对抗俄罗斯异教徒的圣战。
而就在双方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的时候，俄罗斯占领两公国在欧洲列强中引发了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这些国家都不能坐视俄罗斯摧毁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国、奥地利，以及基本上跟随奥地利决定的普鲁士同意共同行动推动和平解决方案。
外交行动由奥地利牵头，奥地利的对外贸易非常依赖多瑙河，因此不能忍受俄罗斯并吞两公国；但是它又最不能承受与俄罗斯开战带来的负担，因为战争的破坏会最大程度地落在奥地利头上。
奥地利的提议大概是无法实现的：他们希望能达成某种外交方案，让俄罗斯撤销对高门的要求，从两公国撤军，同时还保全沙皇的面子。
於是这场外交行动最终还是走向了失败，土耳其在1853年10月4日正式向俄罗斯宣战。
不过哪怕到了这一步，土耳其仍然留有余地，声明由於俄罗斯拒绝从多瑙河流域公国撤出，奥斯曼帝国政府被迫向其宣战，但是为了显示政府的和平意愿，在发起进攻前，鲁米利亚部队的最高长官奥马尔帕夏会给予俄罗斯军队十五天时间让其撤离。
但沙皇尼古拉一世似乎并不准备领这个情，就在时间即将迈向最为危险的十一月份的时候，在遥远的高加索北部哥萨克村庄斯塔罗格拉德斯卡雅的一个炮兵旅，一名长相不佳的年轻的炮兵军官正在给他的二哥谢尔盖写信。
此人自然就是曾在圣彼得堡跟米哈伊尔有过一段交情的年轻伯爵列夫·托尔斯泰了。
想当初米哈伊尔在1848年事发後，年轻的托尔斯泰在得知了这一消息後可谓大为震惊，他在钦佩米哈伊尔的勇气的同时，也是冒着一定的风险为米哈伊尔求情，只可惜他的努力终究是石沉大海，也确实没能改变米哈伊尔的命运。
紧接着便是那场在俄国上流社会中众所周知却又心照不宣的假死刑和流放西伯利亚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托尔斯泰确实已经无可奈何了。
就在他陷入了再也不能写信告诉米哈伊尔「我要你的命！」的苦闷的时候，托尔斯泰很快便从一些人那里听到米哈伊尔已经跑了的消息————
托尔斯泰：「？」
毫不夸张的说，每个俄国人听到这一消息後头上绝对会冒一个大大的问号，托尔斯泰也并不例外。
在这之後，托尔斯泰便一直在尽可能地打探米哈伊尔的最新消息，只可惜关於米哈伊尔的消息实在是太少太少，托尔斯泰打听来打听去也只听到了一个似是而非的战略分析亦或者说预言。
他在失望的同时，也并未把这则消息放在心上。
而在後来，由於托尔斯泰对自己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游手好闲的贵族生活感到厌倦，在自己的庄园内也无法真正的做成一些事。在这种情况下，正好他的大哥尼古拉休假结束即将返回位於高加索的军营，於是决定与其一同前往。
他在1852年加入军队，随即被派往驻紮在高加索北部哥萨克村庄斯塔罗格拉德斯卡雅的一个炮兵旅，参加了对沙米勒的穆斯林武装的进攻，好几次都差点被叛军抓获。
恰恰也正是在这一年，托尔斯泰终於想起了他曾经答应米哈伊尔的事情，并向陷入困境的《现代人》投去了回忆录《童年》，没过多久便正式发表，引起了圣彼得堡文学界的关注。
在这其中，米哈伊尔的老朋友帕纳耶夫最为欣赏《童年》这部，几乎天天晚上在一个熟人家里朗诵它。据说帕纳耶夫有一次念到动情之处，竟然忍不住来了一句颇为危险的「小米哈伊尔」。
托尔斯泰在得知这件事後不仅没有什麽不快，反而有种莫名的微妙的喜悦————
不过说实话，倘若帕纳耶夫说这句话的时候米哈伊尔在场，哪怕米哈伊尔是一个出了名的老绷家，他也真是有点绷不住了————
而在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爆发後，托尔斯泰正式申请转派到多瑙河前线。在1853年11
月，也就是在此时此刻，他正在给他的二哥谢尔盖写信，他解释说他想参加一场真正的战争：「将近一年来，我想的都是怎麽放弃武力，然而我却做不到。既然我不得不在这里或那里参加战斗，那麽还是在土耳其更好些。」
这位年轻气盛且依旧好斗的年轻人在写完这句话後，他犹豫了一番，终究还是带了点兴奋的继续写到：「看你的信，你说那位西伯利亚的先知」的预言在军中也逐渐开始流行了起来是真的吗？我实在是有些不敢相信————至於这则预言」会不会成真，那就让我亲自去看看吧。但我确实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心情来面对这件事————」
当托尔斯泰听到俄国已经跟土耳其正式开战的消息後，他几乎是第一时间就想起了关於米哈伊尔的那则传闻。
而他同样也相信，当俄国跟土耳其开战的消息传开後，会想起这则传闻的人绝对不止他一个————
事实也确实如此，要知道，由於野史往往足够野，因此格外具有传播效力，而更为可怕的是，某则野史似乎越来越有成真的意味了。
以至於在一些比较迷信的部分小团体当中，由於战争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和变化，某则战略分析在他们口中已经成了「西伯利亚先知对於暴君的诅咒」————
对此托尔斯泰的心情无疑是格外复杂的，但这无疑再次让他想起了那个曾经留给他一个很温和的形象的青年人，甚至一连想了好几天，有时候都想的有点睡不着觉————
但无论如何，托尔斯泰隐隐约约总有一种莫名的预感，他感觉自己说不定用不了两三年的时间就能跟那位温和的青年人再次相见了————
当这些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身处伦敦的米哈伊尔在桑德斯的帮助下，已经开始运作起一些事情了。
严格来说，在这一时期的欧洲，想要旁观一场战争很有难度，但在真正有权有势的人面前，这种事情其实并不是难事。
甚至说，在如今这个年头以及後世，各大战场上一直都有一种名为「战争游客」的特殊存在。
这类人出於对战争的浪漫想像亦或者猎奇、追求刺激等需求，会直接奔赴战场，实地进行观看。
就像在这一时期的欧洲，部分上流人士拥有对「战争壮景」的浪漫想像，於是他们便把观看战斗当成一种刺激的户外消遣。
在1854年的巴拉克拉瓦战役中，有记载称一些英国贵族和太太们带着野餐篮子，在附近山丘上观看轻骑兵冲锋，起初像看表演，直到惨烈场面出现才惊恐散去。
但这种东西的门槛终究还是极高的，注定是少数人的行为，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战争游客几乎全是英国和法国的贵族、富商、军官家属。
对於米哈伊尔来说，钱这种东西无所谓，他确实有，但想要深入前线附近观战，大多要凭藉军队里的私人关系，或者持有特殊通行证，普通人根本去不了。
这种情况下，他确实是得提前跟一些人说明情况，从而得到随队许可。
在这其中，米哈伊尔最应该找的人无疑是《泰晤士报》的主编约翰·德莱恩，由於所谓「第四种力量」的兴起，《泰晤士报》作为整个英国最为重要、同时也是发行量最多的报纸，它的主编事到如今无疑也拥有了相当强的政治能量。
而桑德斯在答应米哈伊尔之後，无疑是很快就主动提出想要拜访这位主编并同他商议一些事情。
得益於桑德斯在通俗文学杂志领域的成功，他如今在英国的新闻界也称得上一句大人物，因此约翰·德莱恩显然没理由拒绝桑德斯的拜访。
甚至说，当约翰·德莱恩在桑德斯的拜访信中看到这句「我想跟您谈一谈关於米哈伊尔先生的一些事情」时，约翰·德莱恩的心可谓是狠狠跳动了几下！
好啊！
那位在如今的局势下非常重要的文学家终於是要开口说话了吗？
要知道，在前面几个月，不光是英国的各大报纸迫切希望米哈伊尔能够站出来发声，就连英国政府的不少政客，都在文学界频频打探那位文学家的消息，只可惜他们一直未能等到回复。
而在如今这样的关键节点，那位文学家终於要开口说话了吗？
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他会说出怎样的宣言？
就在约翰·德莱恩怀着这样的疑惑和期望同桑德斯会面之後，桑德斯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把约翰·德莱恩给雷的不轻：「米哈伊尔先生说他想当贵报的记者，然後假如战争爆发的话，他想前往战场————」
约翰·德莱恩：「？？？」
不是？这也太浪费了吧？！
这麽大材小用吗？
我们《泰晤士报》还从来没有这麽出名的记者————
但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的话，这对《泰晤士报》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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