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元振与刘鄩二人，在川东之地，横行无忌，行军速度极快，虽然在战略规划之初时，这一路只能算是偏师。
但随着高文集顿兵于剑门关外后，偏师的进度，反而更像是主力一样，而梁军至此，算是在蜀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川蜀和西域之地的战事，对此时的梁朝而言，虽不能算是无足轻重，但也确实没那么的让举国上下都十分上心的地步。
此时的洛阳城中，百姓，官员以及朝廷上下的目光，都被那个被打成妖僧的毋乙，给吸引住了。
本来陈从进没打算亲自参与下去，但在刘小乙密奏后，陈从进才发觉，这他娘的不就是邪教的套路吗？
先搞出命案，把城内百姓搞的人心惶惶后，再趁机出来，公开施符文，用以收买人心。
至于说符文可保家宅安宁，不使阴崇害人，这不扯淡嘛，虽无证据，但陈从进猜测，这最少有九成的可能性，命案是跟这个上乘宗有关联。
这动不动手不就是他们自己说了算吗？先射箭，再画靶的套路。
崔沂把毋乙带到府衙问话，还没开始问呢，这毋乙的手下便早已在府衙外四处煽动，在大街小巷奔走散播说辞。
一众教徒手持香火，沿街哭诉，声称自家尊师一心普度乱世众生，从未害过人，如今无端被官府拘押，乃是清官受奸人蒙蔽，错抓清净善人。
一传十十传百，短短时间，府衙门外便聚拢数百名百姓，这些人多是平日受毋乙施舍，并深信其所谓符文消灾之说的市井小民。
当然，还有一些是混在其中看热闹的，这也是国人的老传统了，喜欢看热闹，看热闹又不嫌事大。
但也有些聪明人，眼看一些上乘宗的骨干，在人群中不断高声煽动，感觉不对劲，生怕惹祸上身，提前开溜
毋乙手下，言说城中接连发生诡案，皆是阴邪作祟，唯有毋乙能以佛法镇煞，若官府执意扣押高僧，不出几日，洛阳城内必将再出凶案，家家户户难逃祸事。
从这就能看出，毋乙就是上乘宗的核心，一旦被捕，这些手下就跟无头苍蝇一样，试图聚众，裹挟人心，逼迫官府放人。
这崔沂没想到，自己只是把毋乙带上堂问话，上乘宗看起来就跟捅了马蜂窝一样，这打草已经不止是惊起蛇了。
而陈从进本来是没打算插手，他还想看看崔沂的办案水准，能否破解这桩诡案。
可没想到，这上乘宗的蛊惑人心的能力这么高，短短一月多的时间，就能在洛阳城内鼓动出数百人。
并且，缉事都密报，不少官员都和这个毋乙有所联系，甚至还是很推崇上乘宗的模样。
于是，陈从进不再迟疑，下令收押毋乙，严加审问，同时密令刘小乙，让他奔赴陈州，彻查上乘宗的底细。
随着毋乙被正式抓捕，崔沂在府衙外通报，声言毋乙此人，与修文坊命案，有重大关联。
并言，官府正在彻查此案，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而刘小乙赶赴陈州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陈州刺史李仲友叫过来，狠狠的骂了一顿。
虽说李仲友现在已经脱离了缉事都，转到了朝廷的文官体制中，但是，刘小乙毕竟是李仲友的老上司，私下骂几句，刘小乙还怕什么。
李仲友自脱离缉事都，成了坐镇陈州一方主官后的，那日子过得愈发安逸松懈，早已没了当年在陈州潜伏时那般谨小慎微。
身居太平州府，渐渐沉溺安逸，心生腐化，数年之间，他陆续纳了六房小妾。
后又借着刺史职权的便利，将一些亲戚族人接到陈州，暗中为其铺路，包揽城中商旅，粮货等商事。
这些人靠着李仲友的庇护，安稳牟利，坐享富贵，当然，李仲友在这其间，必然是有些得利的，不然的话，他哪来那么多钱纳妾。
此事在陈州官场虽有人私下议论，却无人敢上书弹劾，久而久之，李仲友便安于这种松弛奢靡的日子，对地方以及教派全然疏于管束。
从法律明文上，无论是唐朝，还是梁朝，都是禁止刺史纵容亲属在辖地经商的。
既律法中明文规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诸监临之官家人，于所部买卖有剩利之属，各减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减家人罪五等。
朝廷认定官员拿朝廷俸禄，不许借权势插手商贸，挤压百姓生计，甚至后来再加敕令，五品以上官员禁止随意入市，试图以此来隔绝官商勾连。
这李仲友是属于监临官，一州刺史，管辖一方百姓的主官，其亲属在本州做生意，靠刺史权势独占份额，低价强买，垄断铺面牟利，属于买卖有剩利，触犯律法。
按照法律来量刑的话，官员本人亲自经商，最少笞五十，亲属经商，官员知情，同等降二等惩处，可贬官，罚俸，流放。
当然，只要亲属不在刺史管辖的州郡做生意，律法管得松，民间十分普遍，一般不予追究。
甚至于说，李仲友也是利欲熏心，昏了头了，他的亲属就是在别的地方经商，那有个刺史的亲戚，不说多暴利，那混个小买卖，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
不过，在现实情况中，从安史之乱后，节度使以及地方州刺史的官员，纵容亲属经商其实已经非常普遍了。
藩镇割据，中央权威崩塌，州县刺史、节度使得权后，几乎人人默许族人，门客在本地经营粮铺，盐货，绸缎，典当。
所以，乱世的遗祸，也不仅仅是在武夫当国上，那是方方面面都有波及到。
就像李仲友这般，就看朝廷想怎么办了，如果要树典型，那就得严惩，但这么干，又感觉李仲友有些冤枉。
毕竟，他一不搜刮百姓，二不贪赃枉法，只是纳小妾，并安排亲戚商行红利，在这个时期，只能算私德有亏，吏治松弛，算不上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