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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1章 会试(1)

    第三道题是《易经》里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道题也难不倒他。

    他把 “自强不息 ”落实到了具体事务上。

    天行健是自然运行的规律,君子效法天道,就是要不断进取、实干兴邦。

    他举了治水、农事、修路等实务为例,写了一句 “天行有常,不因尧存不因桀亡,君子承天之道,以实事济民 ”,写完以后觉得这句可以作为整篇的收束,便搁下了笔。

    第二场考的是策论,三道题。

    号舍里闷得很,头顶的木板压得低,连腰都直不起来,但林砚秋不在乎这个。

    他把卷纸铺平,砚台里添了新墨,拿起笔等着题目发下来。

    第一道策论的题目落在纸上:“州县之官,当以何者为先?”

    这题问的是地方官该怎么当、什么事最重要。

    大多数考生拿到这道题会写 “爱民为先 ”、“清廉为本 ”、“教化第一 ”之类的话,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套,写得再好也就是个中规中矩。

    但林砚秋不想写那种东西,他读完题的瞬间,脑子里跳出来的第一个词是:信息。

    他在北大读历史系的时候专门研究过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写过关于宋代县级政府运作机制的论文。

    那时候他翻过大量地方志和笔记,发现一个贯穿历朝历代的死结:知县作为一县之主,他掌握的信息永远是滞后的、片面的、被层层过滤过的。

    他要面对的是胥吏、乡绅、大户、族老,这些人各自有各自的利益,报上来的话十句里八句要打个折扣。

    知县要是只听这些人说话,不出半年就会被架成空架子。

    林砚秋提笔把 “清慎勤 ”这三个字放在了开篇第一句,这是古代官员的通用座右铭,谁写都不会错。

    但下一句他就转了方向:

    “然三者皆末也,其本在知民情。知县为一县之耳目,耳目不通,则手足虽健而无用。”

    他写的是:清廉、谨慎、勤勉,这些都是末端,最根本的是得知道老百姓在干什么、想什么、愁什么。

    知县是一个县的耳朵和眼睛,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手脚再利索也没用。

    这个切入点比 “爱民 ”更深了一层,讲的是 “怎么才能真正爱民 ”,你得先知道民情是什么,才能谈得上爱不爱。

    他接着往下写,提出了一个 “广耳目 ”的思路:知县不能光坐在衙门里等状纸,得定期出城走动。

    但光走动还不够,那些胥吏带着你走的路线、见的百姓、看的田地,都是他们安排好的,你看到的还是他们想让你看到的。

    所以得另外建立一条渠道,让各里的里正按月把该里的田亩收成、粮价涨落、人口增减、纠纷大小,写成简短的 “里情册 ”送到县衙。

    里正不归胥吏管,是县里直接任命的,这套体系就能绕开中间的盘剥,把县官的眼睛直接插到底层。

    他又写了 “以田土验虚实 ”:光看册子不够,还得实地去对。

    册子上写着 “某户田十亩、收粮若干 ”,你抽空去那户人家的地头看一眼,看看那块地的大小跟册子上写的是不是对得上、看看地里的庄稼长得好不好。

    要是写得对不上,那就是里正在糊弄你,或者胥吏动了手脚。

    这套 “书面记录加实地抽查 ”的方法,其实跟现代审计里的 “账实相符 ”原则是一回事,只不过林砚秋把它转化成了古代语境里的说法。

    写完第一道策论的时候,林砚秋自己读了一遍,觉得视角确实够刁。

    别的考生在写 “清慎勤 ”,他在写 “信息不对称 ”;

    别人在谈 “爱民 ”,他在写 “如何真正了解民情 ”。

    这就像两个人都在说 “要治好水 ”,一个在说 “要爱惜百姓 ”,另一个在说 “要从上游分洪 ”。

    高下立判。

    不光是给出了方向,甚至连一些具体的做法都列了出来,思路明确,条理清晰。

    第二道策论题目下来了:“漕运之弊,何者为甚?”

    林砚秋看见这个题目的时候,心里 “咯噔 ”了一下。

    漕运,这题他太熟了。

    他在乡试里写过漕运,还被张怀玉呈到了御前,被永和帝拿到朝堂上议过。

    如果他现在再把 “分段疏浚、设水闸、用水力 ”那一套写一遍,那就等于在卷子上写 “我是林砚秋 ”,自报家门。

    科举考试最忌讳的就是被认出是谁,万一哪个考官跟他有过交情或者仇怨,都容易惹麻烦。

    并且暴露身份,还很有可能被扣上一个舞弊的嫌疑,他当然不会这么傻。

    他定了定神,决定避开那条路。

    不是所有漕运问题都出在河道淤塞上,他换了个方向 :“人力调度 ”。

    漕运固然有河道的问题,但更多时候是人没用好、管不好、调不动。

    他提笔写了 “四弊 ”:

    民夫征调不均,有的地方年年出人、有的地方十年轮不到一回,人出力的时候怨气大;

    沿途州县推诿责任,漕船到了谁的辖段谁管,出了事就赖上下游;

    漕船空载回程浪费运力,运粮上去是满的,空船回来也是满的,空的是船舱、满的是成本;

    仓储转运脱节,粮到了码头堆着等船,船到了码头等着装粮,两边等来等去,时间全耗在岸上了。

    写 “四弊 ”的时候他的笔很快,因为这些都是在后世研究中反复被讨论过的老问题。

    然后他提出了一个 “分段承包 ”的法子:把运河分成若干段,每段设一个 “漕务长 ”。

    这个漕务长不是临时派的,而是常设官职,专门负责辖段内的民夫调度、船只维修、粮仓管理、河道巡防。

    一年一考核,漕粮运到指定地点就算完成任务,超时了就扣俸禄。这样就把 “大家的事没人管 ”变成了 “我的事我要管 ”,责任落到具体人头上了。

    他还在最后加了一条:“漕运之弊,根在漕运之外。”

    意思是说漕运的问题不止是漕运本身的问题,还跟沿途地方官府的配合度、跟沿河百姓的负担轻重、跟仓储体系的健全程度都有关系。

    修好了一条河,转运的人跟不上去,还是白搭。

    这个 跳出漕运谈漕运 的视角,让整篇策论拔高了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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