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迪亚带着亚历山德罗斯回朗博恩请求父母的许可了。
她在信里把日期写得清清楚楚，说亚历山德罗斯准备了一套措辞极为正式的开场白，还请了一位在英国住了多年的希腊商人朋友帮他润色英文措辞，生怕班纳特先生皱一下眉头。
玛丽读完信，笑了好一会儿。她把信折好放进抽屉里，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外面那片被秋日阳光照得发亮的梧桐叶。
莉迪亚的事，她不需要再操心了——那个曾经只知道在镜子里转圈的小丫头，如今已经能带着一个希腊大使回家，底气十足地告诉父母，这就是她选的人。
她眼下更关心的是远东。
报纸上的消息已经传遍了伦敦——战争结束了。南京江面上那条英国战舰的炮口终于不再轰鸣，清廷的代表在条约上签了字，把香港岛割让给了不列颠，又开放了五处通商口岸。
那些鸦片贩子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伦敦的商行里已经在举杯庆祝，说这条通往远东的贸易航线，终于被皇家海军彻底打通了。
她按捺不住激愤之情，当天下午便去了白金汉宫。
夏洛特在花园里见的她，白玫瑰已经谢了，园丁正在修剪枝条，空气里有新翻的泥土和枯叶混在一起的气味。
“那些人真是利欲熏心，”她开口时几乎忘了行礼，声音里压着一股许久没有这么直接往外涌的怒意，“为了赚钱，用鸦片去撬开一个国家的大门。他们管这叫‘自由贸易’。他们把整艘整艘的鸦片从印度运往珠江口，把那里的人喂成瘾君子，然后用赚来的钱买茶叶、买丝绸、买瓷器，再运回伦敦，赚第二遍钱。当那个国家的官员试图阻止他们把毒品灌进自己的港口时，他们就叫海军来。这不是贸易，这是犯罪。”
夏洛特没有打断她。等她说完了，才轻轻叹了口气。“虽然很遗憾，但议会当时也的确为此吵了许久。反对党说这是不道德的战争，支持的人说这是为了自由贸易和国家利益。吵了很久，最后还是通过了军事拨款。”
她把茶杯搁在膝上，望着远处那棵正在落叶的老橡树，“倒是没想到，远东的战争还算顺利。”
玛丽抿了抿嘴。“那里固步自封太久了，腐朽而落后。一个曾经发明了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的国家，如今被几艘炮舰就打垮了。在战争上失败，也是必然的。”
她把茶杯放下，声音忽然轻了些，可那轻底下压着一层更沉的决心，“不过，我想去远东一段时间。在那里建设一座学校。”
夏洛特眉梢微抬。她看着玛丽，看了好一会儿，然后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杯沿上轻轻转了一圈。
“我向来知道你对远东的热爱。不过那里既然如你所说——腐朽而落后，万一你遇到麻烦怎么办。那里不是希腊，没有科孚岛的橄榄树和爱琴海的暖风，更没有一位拜伦勋爵的议员朋友可以帮你盖章。”
玛丽一时语塞。
她确实没有想过这个——不是不去想，是每次想到这件事，那些关于土地征用、学校选址、师资招聘的念头就会自动把那些关于危险和困难的念头挤到角落里去。
夏洛特笑了笑。那笑容里有无奈，也有一丝纵容。
“那我给你一封文书。你就充当女王特使，代表我去巡视一下新领地。到了那边，有什么需要，可以找当地的总督交涉。这样万一真遇到什么麻烦，你背后站着的是‘女王陛下’如何？”
玛丽看着她，点了点头。“好。”
船从伦敦出发时，是初冬。泰晤士河上的雾还没有散尽。灰蒙蒙的天光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落在河面上，被水波揉成细碎的银斑。
岸上的房屋和烟囱一点一点往后退，最后消失在河湾的拐角处。埃莉诺站在玛丽旁边，手里攥着帕子，脸色介于“我不后悔跟小姐出来”和“我可能随时会吐”之间。
她那个晕船的毛病，从地中海旅行起就一直没有好过。
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时，天气还不太糟。海豚在船头跳跃，地中海的蓝色在冬日里多了几分沉郁，可阳光还是暖的。
甲板上有几个去印度赴任的年轻军官在打牌，笑声和海风混在一起。远处非洲海岸的轮廓在薄雾里若隐若现，像一条沉睡的鲸鱼露出脊背。
船在直布罗陀靠岸补给时，码头上挤满了卖柑橘和橄榄的小贩。一个裹着头巾的水手用磕绊的英语朝她喊：夫人，摩洛哥的橘子，比伦敦的甜十倍。
她买了几只，剥开一只递给埃莉诺。
“这味道，和希腊的柑橘一样好。”
越过赤道时，海上的风忽然变热了。甲板被太阳晒得滚烫，舱房里闷得像蒸笼。
埃莉诺不得不把压在箱底的那几件薄棉裙翻出来，一边熨一边嘀咕：这才几个月，从冬天过到夏天，又从夏天过到秋天，现在又回到夏天了。
赤道无风带的海面平静得像一面巨大的镜子，船帆垂了好几个时辰纹丝不动。
船员们蹲在船舷边修补绳索，偶尔有人跳进海里洗澡，激起一小朵浪花，又迅速爬回船上。
夜里甲板上铺满了帆布，水手们横七竖八地躺着纳凉，有人在低低地哼一首关于好望角的歌。
绕过好望角时，风暴来了。南大西洋的海浪像一座一座移动的山，把船身抛起来又砸下去。
浪头的白沫被风撕成细碎的水雾，打在脸上像针扎。舱里的灯早就熄了，只有船板彼此挤压发出的吱呀声，和远处船长嘶吼着指挥船员的声音：左满舵！收紧前桅帆！
甲板上水手们的脚步声在狂风里忽远忽近。有人摔倒了，有人喊着要绳子。
她扶着床沿，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听埃莉诺在隔壁舱房里吐得撕心裂肺。想去照顾她，可自己连站都站不稳。风暴持续了一天一夜才渐渐平息。
清晨她推开舱门，空气里弥漫着盐霜和湿木头混在一起的味道。甲板上一片狼藉，几根断掉的缆绳拖在水里，水手们正在收拾残局。
船在加尔各答靠岸时，她已经完全适应了海上漂泊的节奏。
港口的喧嚣从舷窗涌进来：印度语、英语、葡萄牙语混在一起，码头上的苦力扛着成捆的棉花和成箱的茶叶往岸上搬。船底被热带海域的藤壶和海藻缠满了，几个当地潜水夫光着膀子跳进水里，用刮刀一点点地清理。空气里弥漫着香料、汗水和海泥混在一起的味道。
换船之后继续向东，穿过马六甲海峡。那里的水是灰绿色的，海面上漂着热带暴雨之后被冲刷下来的树枝和树叶，偶尔能看见远处岸边的红树林在水雾里若隐若现。
海鸥不再跟着船飞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她叫不出名字的白色海鸟。翅膀很窄，飞起来像一把被海风打开的折扇。入夜后，海面上偶尔漂过几盏渔火，远远的，像是落在水里的星星。
终于在某个湿热的清晨，香港岛到了。
她从甲板上望过去，只看见一片荒芜的港湾。沿岸有几处不起眼的渔村窝棚，晾晒的渔网在海风中轻轻晃着。棚顶是用棕榈叶和破木板搭成的，缝隙里塞着防风的破布条。
更远处是尚未被彻底砍伐的山坡，绿色的植被从山顶一直铺到海边，在晨雾里显得格外浓郁。码头简陋得几乎称不上码头，几根木桩插在退潮后的泥滩里，系着几艘摇摆的舢板。
几个光着脚的孩子蹲在泥滩边上捡贝壳，看见大船靠岸，仰起头朝这边张望。潮水退去后露出的礁石上爬满了海蛎子，空气里弥漫着海水、烂泥和远处飘来的炊烟混在一起的味道。
远处有个裹着头巾的渔民正在修补渔网，动作和她在苏尼翁角礁石上见过的那个希腊老人一模一样。
船上有个去过远东的商人，正站在甲板上对同伴讲香港岛的好处：天然深水港，战略位置极好，离广州又近，将来肯定是远东最重要的贸易中转站。
她从他身边走过，朝舷梯口走去。这片刚从战败中被割裂出来的土地，此刻还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名字。
她踩着舷梯走下去，鞋跟在铁板上发出清脆的、有节奏的声响。港口的泥滩在脚下发出潮湿的闷响，海风从山顶那边吹过来，掀起她的裙摆，也把远处渔村里一缕袅袅升起的炊烟吹散在她面前。
她站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从怀里取出那封盖着白金汉宫印戳的文书，重新折好，放回口袋里。
这片土地还很荒芜，可她知道，接下来要做的事，比任何一次航行都要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