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题不该在这儿。”
上午十点二十，那根麻绳解开了。绳子解下来盘成一圈放在桌角，绳子勒过的地方，最上头那张纸的边缘留着一道压痕，压得很深，这些年一直没弹回来。
一沓一共两指厚。最上头是十来份空白的备用卷，底下是各校收上来的学生卷，批改过的，红笔的分数还在。
温良只拿了最上头那一份。
一共二十二题。
他没有扫，他一题一题做。做完一道，在旁边的空白上写一个数——那是他做这道题用的分钟数。
第一题两分钟。第二题两分钟。第七题六分钟。第十二题九分钟。第十六题十四分钟。
坐在窗户那边的戚国安中间出去过两回，回来的时候温良还在做。三位教研员上午散了两个，剩下的那位在另一头看自己的东西。
十一点钟那位教研员从他后头走过，站住看了一会儿。
“温老师，你一道一道做啊。”
“做。”
“扫一眼不就知道了。”
“扫一眼知道的是难不难。”温良说，“做一遍知道的是它想干什么。”
“这有什么分别。”
“一道题难不难，是学生的事。”温良说，“它想干什么，是出题那个人的事。我今天要找的是人。”
那位教研员没有再说，回自己座位上去了。
十二点整，他做完第十八题。一小时四十分钟。
第十九题他看了三分钟，一个字没写。
然后他把笔放下了。
“戚老师。”
“嗯。”
“这一份是原卷。”
“是原卷。”
“二十二道题，前十八道我都见过。”温良说，“不是说这几道我做过，是说这几道我知道它们从哪儿来——哪一年的真题改的，哪一套教辅上的原型，哪一种题型的第几个变式。教高三的都认得出来。”
他把卷子转过去，手指按在第十九题上。
“这一道我不知道它从哪儿来。”
戚国安没有伸手去接。
“也可能是我孤陋寡闻。”温良说，“我教了七年，见过的题有限。”
他把手机掏出来。
“我叫个人来。”
武大军十二点四十到的。他上午在学校处理毕业生档案，接到电话开车过来，进门的时候手里还捏着半个包子。
“什么事这么急。”
“您先别问。”温良把那份卷子推过去，“第十九题，您念一遍。”
武大军把包子放在纸巾上，两只手把卷子拿起来，看了一遍。
看完他又看了一遍。
“这题出得挺好啊。”他说。
“是挺好。”
说这三个字的是戚国安。他坐在窗户那边没有动。
武大军把卷子往灯底下挪了挪。
“不难。”他说，“可它不是那种一看就知道该往哪儿使劲的题。得先想明白它在问什么。”
他用手指在那几行字上从头划到尾。
“它给你一列数，从小到大排着，互相都不一样。然后它加一条：这一列里头，任意连着的几个加起来，都不能等于这一列里的另外一个数。”
“然后呢。”
“然后它问你，这一列加起来最小是多少。”
武大军把卷子放平。
“这一条卡得很邪。”他说，“它不卡你会不会算，它卡你想不想得到该从哪一头下手。学生要是没往那个地方想，做半个钟头也是零分；要是想到了，五分钟就下来了。”
“出得挺好。”温良说。
“出得挺好。”
“可它从哪儿来的。”
武大军抬起头。
“您见过吗。”
武大军又看了一遍。
“没见过。”
“您确定。”
“我教了十九年。”武大军说，“这种题我要是见过，我记得住。”
温良把那张卷子拿回来，摆在自己面前。
“武老师，戚老师。”他说，“我现在要证明一件事，这件事比证明这道题存在难十倍。”
“什么事。”
“我要证明它不存在。”
下午一点，他开始查第一条路。
教研室那台电脑里有一个库，是全市这些年用过的教辅材料的电子版，按学段、按科目、按年份分。管这台电脑的是留下的那位教研员，他把权限给了温良，坐在旁边看着。
温良没有按关键词搜。
“搜不出来。”他说，“这道题的说法可以换一百种。搜‘某年级’搜不到，搜‘正整数’能搜出来八千条。”
“那你怎么查。”
“按结构查。”
他把第十九题拆成三样：条件的个数、问的是什么、要用的那一步是什么。三样都写在纸上，然后在库里按题型和知识点定位到那一小类，把那一小类里所有的题一道一道翻。
那一小类里有四百二十七道题。
他翻到三点一刻。
“没有。”
那位教研员在旁边坐了两个多钟头。
“真一道都没有？”
“有六道长得像。”温良说，“六道我都做了。六道都是同一个套路的变式，跟这一道不是一回事。”
第二条路是真题。
近十年，全省的、全市的、六校的、还有各区自己出的，教研室这边有纸质的合订本，一年一册，摞起来快到人胸口。
这一条他没让别人碰。
他从最近的一年往回翻。每一册他只看解答题那几页，一册十几分钟。
翻到第六册的时候武大军拿了一册过去，翻了两页又放下了。
“你这么翻不行。”武大军说，“十年下来光解答题就上千道。”
“上千道我也得翻。”
“那你翻到明天早上。”
“翻不到明天早上。”温良说，“我不看题干，我看结构。一道题的结构在那儿摆着，扫一眼就知道是不是那一类。是那一类我再停下来细看。”
他翻到五点半。
十年，二十几册，他停下来细看的有十九道。
十九道全都不是。
“第二条也空了。”他说。
第三条路是打电话。
五点四十，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巴掌大的本子，翻到写着六校名字那一页。
“我打电话。”
“打给谁。”
“六个学校的数学教研组，年头最长的那位。”
“你上哪儿要电话去。”
“我有五个。”温良说，“上礼拜那些孩子给我留了他们老师的座机。还有一个我没有。”
第一通打给二十七中。接电话的是个年轻老师，说组里资历最老的那位下午没课回家了，给了个手机号。
第二通打过去，那位老师在带孙子，听了半天没听明白，让他把题读一遍。温良把第十九题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念完那头静了几秒。
“这题挺有意思。”那位老师说，“不是我们出的。”
“您见过吗。”
“没见过。”
第三通是五中。那边的老师说要问问别人，让他等半个钟头。
第四通打错了，号码是学校总机，转到了后勤。
第五通、第六通是十一中和城东实验，两位老师都说没见过。城东实验那位还问他是从哪儿弄来的，温良说是市教研室的存档。
第七通是五中回过来的，说组里五个人都看了，都说没见过。
第八通是城南中学，他没有电话，是让廖振帮着问的。廖振那边花了四十分钟才找到人。
第九通，城南那位老师说他记不清。
第十通，那位老师又打回来，说他翻了自己的备课笔记，没有。
第十一通是最后一通，打给十一中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先生，是二十七中那位给的号。
这一通打了十七分钟。
那位老先生年纪很大，说话慢。他先让温良把题念了两遍，然后自己在那头念叨了一会儿。
“这题不是那年出的。”他说。
温良握着手机的手往上抬了一点。
“您怎么知道。”
“那年六个学校的命题是我们几个老家伙轮着来的。”老先生说，“谁的路子我都认得。第一道到第二十二道，哪一道是谁的手笔，我当年就能对上号。”
“那第十九题呢。”
那头停了一下。
“第十九题不是我们几个里头任何一个人的路子。”
“那是谁的。”
“我不知道。”
温良把手机换到另一只手上。
“老先生，那年这份卷子您做过审吗。”
“做过。”
“审的时候这一道在里头吗。”
那头静了很久。
“……我记不清了。”
七点二十，最后一通挂了。
外头天已经开始暗。会议室里就剩三个人，那位教研员早走了，桌上那摞真题合订本还堆着，没收。
武大军坐在对面。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三条路。”
“三条路。”温良说。
他把本子翻开，在写着六校名字那一页底下写了三行，写完抬起头。
“可这三条查完，也不等于它不存在。”
“怎么不等于。”
“它只等于：这三条路上没有。”温良说，“教辅库里没有，十年真题里没有，六个学校资历最老的十一位老师说没见过。就这三样。”
“那还能有什么路。”
“外省的书我没查。二十年前的老资料我没查。”温良说，“还有一样最要紧的：这道题可能压根不是从哪儿来的。”
武大军抬起头。
“可能是有人现出的。”
戚国安在窗户那边动了一下。他今天从头到尾坐在那个位置上，一共说过三个字。
温良把那张卷子拉过来。
“这份卷子是谁出的。”他说，“命题人的名单在哪儿。”
“那一年的命题材料不在我们这儿。”戚国安说。
“在哪儿。”
“我不知道。”
温良没有再追问。他把便签本翻开，压在卷子旁边，开始抄第十九题。
他抄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对着抄，标点也抄。
抄到第三行的时候他的笔停住了。
卷子上那一行印的是：
已知某年级共 53 人，每人各写下一个正整数，任意两人所写的数互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