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校联考数学卷。真的。”
周砚把那个牛皮纸信封递过来的时候，温良正在锁自行车。
他直起腰，看了那个信封一眼。
然后他把两只手都背到了身后。
“我不能碰。”
九月十四号，周一，晚上七点四十。永安巷十七号楼下那盏灯还是五金铺子那个男人拉出来的那一盏，从六月挂到现在没收。
六校联考在九月二十号。还有六天。
温良背着手站在那儿。
“你什么时候回的江城。”
“上礼拜。”周砚说，“我开学晚，报到日期在九月底。”
“分数呢。”
“六百一十一。”
温良点了一下头。
七月二十三号，五十三个人的分数全部到齐。那张纸现在还贴在楼上那间屋的北墙上，压在那五十三张卡片的最上头。
上头写着三行。
五十三个人，五十三个人都进了考场。
上本科线的四十一个。
剩下十二个里头，九个报了专科，两个复读，还有一个没有填志愿。
“你还没说这东西哪儿来的。”温良说。
周砚把那个信封在手里翻了个面。
信封没开过。封口上贴着一条封条，封条骑着封口，两头压在信封纸上，上头有一个红章，章盖得压过封条边缘，一半在封条上，一半在信封上。封条右下角印着一串号。
“有人塞给我的。”
“谁。”
“这个我今天不说。”
“为什么不说。”
“因为我还没弄清楚他为什么给我。”周砚说，“我要是今天说了名字，你明天就得去找他。你去找他，我就再也弄不清楚了。”
温良看着他。
“行。”他说，“那这一条我记着，回头再问。”
他往后退了半步，让路灯照到那个信封上。
“先说这个。”
“你不看看？”
“我不看。”
“你怎么知道是真的。”周砚说，“万一是假的，是有人拿一张废纸唬你。你不打开，你连它是不是空的都不知道。”
“打开我就废了。”
“废什么。”
温良把背在身后的手抽出来一只，指了指自己上衣口袋的位置。
“六月二十三号那天下午，我在市教研室写了四条，签了字。第一条是：我不进任何跟命题、审题、印卷、试卷保管有关的场所。”
“那跟这个信封没关系。你又没进屋。”
“第二天我把那四条送到六个学校去了，一份不落。”温良说，“送的时候我在每一份上头加了一句：以上四条如有一条被人举出证据说我违反了，我当天停。”
他把手放下。
“今天晚上我要是把这个信封拆了，明天就有人能拿这张封条来问我：你不是说你不碰吗。”
“那你就说这是为了拦泄题。”
“说得出口的理由不算数。”温良说，“我要是今天能给自己找一个理由破一次，往后每一次我都能找出理由。”
周砚站在那儿没有再说。
巷子里过去一辆电动车，车灯扫过两个人，扫完就走了。
“可你也不能装没看见。”周砚说。
“我不装。”
“那你怎么办。”
温良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我打两个电话。”
武大军二十分钟到，戚国安晚了十分钟。两个人都是自己开车来的，车停在巷口，进不来。
戚国安进巷子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
“电话里你说得不清不楚。”他说。
温良把周砚往前让了半步。
“这位是我班上的，去年的学号二十三。他手上有一个东西。”他说，“东西我没碰过，从他掏出来到现在，我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
戚国安看了那个信封三秒。
“我看看。”
“您看。”
“你不看？”
“我不看。”
武大军把手里的车钥匙塞进兜里。
“温良，都这时候了。”
“武老师。”温良说，“那四条里头，还有一条是您听我念过的。”
武大军没有再说。
温良往后退到路灯底下那块光的边上。
“今天晚上要办的事是一件：判断这个信封里头是不是今年的联考卷。”他说，“判断的法子只有一条——不打开。”
“不打开你判什么。”戚国安说。
“判外头。”
他抬起下巴，示意戚国安手里那个手电筒。
“第一样，封条右下角那串号。”
戚国安把手电筒打开，照过去，念了那串号。
“这个号在不在册。”温良说。
“在。”戚国安说，“印制的时候一批一个流水，教研室那边有台账。”
“今年这一批是哪个厂印的。”
“市里定点那家，年年都是它。”
“那这串号您能查。”
“明天上班就能查。”
“第二样。”温良说，“骑缝章。”
戚国安把手电筒换到左手。
“章怎么了。”
“真章盖上去是有方向的。”温良说，“封条贴上以后再盖章，章身压下去，靠近封口那半边的印泥要比另一半重，因为封条那儿高出一层纸，章面是斜着落下去的。要是先盖章后贴封条，两半的印泥就一样重。”
戚国安低头去看。
“这个光线不够。”
“您用手机拍，拍完放大给我看。”
戚国安掏出手机，让周砚把信封托平，自己举着手机拍了三张。拍完他把照片放大，屏幕转过来对着温良。
温良没有伸手去接那个手机。他站在原地，把身子往前倾了一点，看着那块屏幕。
“往左边挪一点。”
戚国安挪了。
“再放大。”
戚国安又放大了一点。
那个红章在屏幕上占了大半个画面。靠近封口那半边的红色明显更厚，边缘有一小块洇出来；另一半的边缘干净，颜色浅一层。
“斜的。”温良说。
“斜的。”戚国安说。
“第三样。”温良说，“纸。”
他转向武大军。
“武老师，您把这个信封接过去，举起来，对着那盏灯。”
武大军从周砚手里接过信封，举到路灯下头。
“我看什么。”
“您看透光。”温良说，“考卷的纸跟平常打印的纸不一样，克重高，纸浆里的纤维走向也不一样。对着光看，平常那种纸是均匀的一片白，考卷那种纸能看出一道一道很浅的纹。”
武大军举着那个信封，往上抬了抬，又转了个角度。
他举了很久。
“这纸确实不一样。”他说，“有纹。”
“几道。”
“看不清几道，可是有。跟我们学校复印室那种纸不是一回事。”
“您再换个角度看一遍。”
武大军把信封转了九十度，重新举起来。
“还是有。”
温良点了一下头。
“三样。”他说，“封条编号在册，等明天查；骑缝章是先贴后盖的斜压；纸的透光是考卷那一路。”
他把两只手在身前握了一下。
“这三样凑起来，我判它是真的。”
“你这个判断有多硬。”戚国安说。
“不硬。”温良说，“三样全是外头的。里头是什么，我今天晚上不知道，明天也不会知道，除非有人打开它。”
“那你判它干什么。”
“判它是为了今天晚上能往下走一步。”温良说，“真的假的，明天您查了那串号就清楚了。可我今天晚上要是不判，这个东西就得在他口袋里再过一夜。”
他看了周砚一眼。
“那才是最要命的。”
戚国安把手电筒关了。
“怎么封。”
“我带了袋子。”
温良从书包里拿出一个透明的文件袋，把袋口撑开，托在两只手上，没有去接信封。
“武老师，您放进去。”
武大军把信封放进去。
“周砚，你把袋口压平。”
周砚照做了。
温良从口袋里掏出笔和那个巴掌大的本子，撕下一页，趴在自行车后座上写。
他写了六行：
时间，九月十四日二十时二十五分。地点，永安巷十七号楼下。
在场四人：温良、戚国安、武大军、周砚。
标的物：牛皮纸信封一个，未开启。封条完好，骑缝章完整，封条编号已抄录。
判据三项：编号在册（待查）／骑缝章为先贴后盖（有照片）／纸张透光有纹（三人中两人目视）。
自交出至封存，温良未接触标的物。
以下签名。
他把这一页放进文件袋，压在信封上头，然后把袋口折过来。
“各位在封口上签名。”他说，“签的时候笔要跨过折缝——一半在袋子上，一半在折过来那一片上。这样谁要是把它打开过，字就对不上了。”
四个人依次签了。周砚签在最下头，签完他把笔还回来。
“我也签。”他说。
“你必须签。”温良说，“是你交出来的。”
戚国安接过那个文件袋，掂了一下。
“这个我拿走。”
“行。”
“你不问我拿去哪儿？”
“您拿去哪儿都行。”温良说，“今天在场四个人，谁都能证明它进袋子的时候是原封的。”
戚国安把文件袋装进自己的公文包，扣上。
然后他没有立刻走。
他站在那盏灯底下，看了温良一会儿。
“温良。”
“戚老师。”
“你想过报上去以后是什么样吗。”
“想过一半。”
“那我给你说另一半。”戚国安说，“这卷子不是六个学校自己出的。今年这一份是市里统一命的，六校联考先用，后头全市各校陆续都要用同一份。”
温良站在原地没有动。
“你要是报上去，这一科就得作废。”
“作废了就得重出，重出就得重考。”
戚国安把公文包换了一只手。
“六所学校先考，后头是全市。”
“这一科作废，一万一千人，全部重考。”
温良这时候开口了。
“一万一千三百二十七。”他说，“那是去年的数。”
戚国安看了他一眼。
“今年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