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一项，在议程上。”
十月十六号，周五，下午三点二十。市教育局三楼报告厅。
还是七月三号那间屋，还是那六十来个人，还是上头那排空调，出风口那片松了的塑料还在，风一过去“嗒”一下。
戚国安站在**台侧边，手里拿着一页纸。
“第十四中学，温良老师。”
这一次没有人回头。
七月三号那天，他从最后一排走到台前用了二十来秒，一路上有二十几个人转过头。今天他从中间那一排站起来，走到台边只用了七八步——今天他的位子在第三排。
戚国安把那页纸递过来。
“我念一遍，然后交给你。”
他把那页纸举起来。
“《关于高三阶段行为指标干预法阶段性验证情况的说明》。”
台下有人把手里的东西放下了。
戚国安念了四条。
一、经核，第十四中学温良教师提交的四校数据所载原始记录完整，抽样核对误差在正负一个百分点以内。
二、上述数据反映的是四所学校今年四月至九月相关指标的变化情况，本室未对其成因作出评价。
三、本说明仅就上述四所学校的数据情况作出，不涉及其他学校。
四、本说明不作为教学方法推广、评优、立项的依据。
念完他把那页纸交到温良手里。
纸的右下角有一个红章。
温良接过去。
他没有把它举起来。
他走到讲台后头，把那页纸平放在台面上，然后弯下腰，从上往下又看了一遍。
“各位老师。”他说，“我把这四条再念一遍。”
台下有人抬起头。
“戚老师刚才念过了。”第二排有人说。
“他念的是这份文件。”温良说，“我念的是这份文件到底认了什么、没认什么。”
他把手指按在第一条上。
“第一条：原始记录完整，抽样核对误差在正负一个百分点以内。”
“这一条认的是四个字。”
他把那四个字念得很清楚。
“数据属实。”
“它没说这套方法好。”温良说，“它说的是我报上去的数没造假。”
他的手指往下挪了一行。
“第二条：本室未对其成因作出评价。”
他念到这儿停了一下。
“这一句是这四条里最重的一句。”
台下那六十几个人里，有几个把笔拿了起来。
“四所学校五个月涨了十九个点，这是真的。”温良说，“可这十九个点是不是我这套东西带来的，这份文件一个字都没说。”
“为什么不说。”第四排有人问。
“因为他们说不了。”温良说，“我自己上个月在教研室说过一样的话：我给不出一个干净的对照组。没有对照组，因果就不成立。他们要是替我写了‘方法有效’四个字，那才是替我把牛皮吹上去了。”
他把手指移到第三条。
“第三条：仅就上述四所学校的数据情况作出，不涉及其他学校。”
“这一条我念慢一点。”
他确实念慢了。
“仅——就——上述——四所学校。”
“今年六月我在城中村那块地上，跟六个学校的孩子蹲在一块儿。九月我在教研室，六所学校的教务都在场。”温良说，“可这份文件上写的是四所。”
“少的那两所是我自己停的，这个上个月我在教研室说过，写在了报告第一页第三行。”
他抬起头。
“今天在座的要是有十一中和城东实验的老师，我跟您二位说一句：这份文件上没有你们，是因为我把你们停了，不是因为你们的数不好。”
台下第五排有人举了一下手，又放下了。
温良的手指落到第四条。
“第四条：不作为教学方法推广、评优、立项的依据。”
报告厅里安静了一下。
“这一条写得对。”温良说。
台下第二排那位坐直了。
“这一条写得对？”
“对。”温良说，“这套东西在四所学校跑了五个月，样本九百七十四个，没有对照组。就这么点东西，谁要是拿它去推广，那才是拿一万一千个孩子当试验田。”
戚国安这时候在**台侧边开口了。
“这份东西在室里过了三道。”
报告厅里的人都转过去。
“头一稿不是这么写的。”戚国安说。
“头一稿写的什么。”第四排那位问。
“头一稿写的是‘方法有效，建议在部分学校试点’。”
台下有人小声说了句什么。
“谁改的。”温良问。
“我改的。”
温良看着他。
“为什么改。”
“因为你自己在报告第十页上写着‘本报告证明不了因果’。”戚国安说。
他把手在**台那一叠材料上按了一下。
“我要是发一份比你自己写的还满的文件，明天就有人拿你那第十页出来打这份文件。”
“打的是这份文件。”
“打的是你。”戚国安说，“文件挨打不疼，签字的人挨打才疼。”
报告厅里安静了几秒。
“戚老师。”温良说。
“说。”
“这一份是给我的。教研室那边有没有存底。”
“有。归档一份，发文号在页脚。”
温良把那页纸拿起来，翻到页脚，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巴掌大的本子，把那一串发文号抄了下来。
抄完他核了一遍。
“您抄这个干什么。”第三排有人问。
“这一页在我手上。”温良说，“纸这东西，丢了、湿了、烧了，都是一句话的事。发文号在档案里，是另外一样东西。”
他把本子合上。
“两样都有，才算数。”
第三排那位头发白了大半的老教师这时候开口了。七月三号十九分钟做出那道题的就是他。
“温老师。”
“您说。”
“这上面写得很保守啊。”
“该保守。”
“您不觉得亏。”
温良把那页纸从台面上拿起来。
“我从今年六月开始，一直在跟一样东西较劲。”他说，“那样东西是一张表，表上写着哪些孩子有风险。那张表没有原始记录，没有核对，没有人签字，可它一发下来，谁都当真。”
他把那页纸举到跟胸口一样高。
“今天这一页上头，第二条写着‘未对成因作出评价’，第四条写着‘不作为推广依据’。”
“它比那张表写得难看多了。”
“可它每一条都站得住。”
他把那页纸放回台面。
“它只认了‘数据属实’。”
他把手放在那四条上。
“这四个字我就够了。”
四点整，散会。
报告厅门口那张桌上，今天摆的是三十份复印件，一份十一页，是四校那份数据的方法说明部分，用订书机订好的。
温良把它们摆上去的时候没有说话。
第一个过来拿的是第四排那位。七月三号在这个厅里问过那一句“你那个分类是谁定的”的也是他。
他拿了一份，翻了两页，抬头问：“这个能给我们组的人看吗。”
“能。”
“能复印吗。”
“能。”
“要跟您打招呼吗。”
“不用。”
第二个第三个跟着过来。到四点零五分，桌上那三十份剩了不到十份。
后头还有人排着。
会务那个年轻姑娘看了一眼，跑去复印室，抱了一台复印机能出多快就出多快的量回来——中间卡了两次纸，她蹲在地上把卡住的纸一张一张抽出来。
“温老师，还要多少份。”
“他们要多少给多少。”温良说，“纸不够我出钱。”
“纸够。”
四点二十，最后一个人拿到手。
温良站在门边，把那台复印机边上散落的几张废页收起来，叠好，塞进自己书包。
唐启文站在报告厅后排那一带，没有过去排队。
他今天来得早，一直坐在最后一排。
他看着门口那十几个人排着队，看了很久。
然后他弯下腰，从自己脚边那个包里，把一份十一页的说明拿了出来。
那一份是七月里温良给他的。
他把它翻开了第一页。
四点二十五，武大军从楼下上来，一路挤过还没散尽的人。
“温良。”
“武老师。”
“外头联考散场了。”武大军说，“今天全市最后一科，四点半考完，一万一千人正往外走。”
“我知道。”
“我不是说这个。”
武大军往窗户那边指了一下。
“咱们学校门口那个考点，我刚从那儿过来。”
温良把书包背上。
“怎么了。”
“门口那边站着一个人。”武大军说。
“什么人。”
“不认识。四五十岁，一身旧夹克。”
武大军把手在自己胸前比了一下。
“他举着个本子。”
“举着？”
“举着。举得跟胸口一样高，正对着从考点里头出来的人。”武大军说，“我路过的时候看了一眼，本子上写着字，写得挺大。”
“写的什么。”
“我离得远，没看清。”
武大军把手放下。
“我问了门口保安。”
“保安说什么。”
“保安说那个人今天中午就来了。”
他看着温良。
“站了两个钟头了。”